本文所说的福善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柳荫街26号、28号，与恭王府仅一街之隔。有些人认为，福善寺是恭王府的家庙。经考证，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不过种种迹象表明，福善寺产权应已归属恭王府，恭王府为福善寺提供日常运营的一应费用。

名称由来

全国多地如浙江景宁、浙江灵岩、江苏宜兴、台湾云林都有名为福善寺的寺院，北京除了柳荫街外，在花市大街、崇文门也有同名的寺院。

这么多寺院都喜用“福善”二字不是偶然的。《尚书》说“天道福善祸淫”，又说“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周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传统文化经典的这些说法和佛教中所讲的因果轮回是一致的。笔者认为，寺院取福善为名，就是希望人们能够认识到积德行善，就会获得好报的道理进而身体力行。

福善寺现状

2011年7月，福善寺被西城区政府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据西城区文化委员会2012年所立标牌上写明：始建于清代，该寺坐北朝南，现存建筑七处，包括前殿及西耳房、东西配殿、后殿及东西配殿。其主体建筑为卷棚顶、灰筒瓦。院内现存由恭亲王奕撰写碑文的石碑。

经实际踏勘，现该院为居民居住的大杂院，院内横七竖八私搭乱建了很多住房。虽然有几所建筑还保留着古建屋顶，显得鹤立鸡群，但室内也均为居民住房，与古建屋顶格格不入，极不般配。主体的大殿比较高大，然而木构件油漆彩画已褪尽。福善寺的内部已被居民按照生活需要进行改造，再不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连外貌也极可能难以保持，福善寺将名存实亡。

恭亲王奕修缮福善寺

福善寺与恭王府的渊源可追溯到恭亲王奕时期。恭亲王的文集载有《重修福善禅林碑记》：

于居邸西有僧伽蓝，乃诸天栖神清净，湮久不治。为佛之邻者，竟陌而不恤，则德恐成孤立已。爰命都料，循其旧规虔为整理，非徒尚观瞻已也，并系以偈曰，有古佛刹在居之西，大放光明曜我璇题。阿育王塔八万四千，一夜成造兹何拟焉。将膺多福，厥维至善，名以铭心，禅宗重阐。

恭亲王的记载可说明以下问题：

1、“居邸西”、“在居之西”，说明福善寺在恭王府西侧。

2、“湮久不治”、“古佛刹”说明福善寺年久失修，具体建造时间则无从得知。

3、恭亲王为什么要对福善寺进行修缮呢？原因有二：如果对王府的近邻福善寺的荒败视而不见，“则德恐成孤立已”，如何还能称为有德之人？于良心上说不过去。另一方面，“将膺多福，厥维至善”表明是为了通过修缮福善寺这一善举，祈求多福。

4、福善寺的修缮是“循其旧规虔为整理”，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修旧如旧。

5、根据以上内容，结合重修福善寺的标题，说明恭亲王并不是福善寺的建造者，只是修缮者。

今26号院曾遗有石碑一方，碑文标题为“重修福善寺碑”，内容为“重寻胜业到春城，修葺今番喜落成。福地何须问双树，善缘应许遍群生。禅衢偏少缁流杂，林影还分禁水清。碑碣千秋昭景仰，记诗聊证妙明情。”此为一首藏头诗，每句诗的第一个字组合在一起即为“重修福善禅林碑记”，与标题相呼应；下钤两枚印章，分别是恭亲王宝、为善最乐。印章说明了此石碑藏头诗题诗的作者就是恭亲王，落款“同治癸酉清和下浣重修福善寺落成纪事”。

石碑是恭亲王修缮福善寺的实物证据，与恭亲王文集的上述记载互相印证，再综合26号院的现存古建筑结构、残存彩画、碑座遗迹等，今26号院即福善寺可确定无疑。此外碑文补充了福善寺修缮完毕的时间为同治十二年农历四月（或二月，清和俗称四月或二月）下旬。

需要提到的是，在恭亲王上述文集中，《重修古佛殿宇碑记》紧邻《重修福善禅林碑记》其下，从内容上看，亦是重修佛殿，但没有佛殿名称。笔者怀疑和前篇是姊妹篇，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情。其中谈到“小集版筑之役，大倡珠玉之捐，再拓鸡园重光鹫岭”，不仅安排人员进行修缮，还捐献金银珠宝，使佛殿重现荣光，为的是“接既往之绪，结将来之缘”。

恭王府另有家庙

我国传统社会重视对祖先的祭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祖先是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论语》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家庙即家族为祖先立的庙，庙中供奉神位等，依时祭祀。《礼记·王制第五》记载：“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自天子至庶人，都立有家庙，只是不同阶级的人所立家庙规格有别而已。

清代亲王都是皇帝的兄弟子侄，他们建有家庙吗？经检索，学界对此方面少有深入的研究。笔者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清代对此的典章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亦在发展变化之中，而且是否设立家庙是由最高统治者一手掌控的。

清初崇德元年定，“宗室封王者，立家庙致祭”，而到了顺治五年定“宗室封王无嗣者，于太庙后殿两庑祔祭。有嗣者令其子孙立庙致祭。”明确只有有后嗣的、封王的宗室才可立家庙，并且对家庙的规制，做了详尽的规定。其实，有子嗣只是一个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令”说明是由皇帝来决定亲王郡王是否设立家庙，王府不能自行决定。顺治五年，“庄亲王立一庙，礼亲王巽亲王谦郡王共立一庙，肃亲王立一庙，饶余郡王端重亲王共立一庙，颖亲王顺承郡王共立一庙，豫郡王立一庙。克勤郡王衍禧郡王共立一庙。”以礼亲王为例，巽亲王、谦郡王都是其子，这三位王爷是父子或者兄弟的关系，因此共立一庙。其他共立一庙的情形与此类同。顺治十年议定“郡王以上祀追封祖父于家庙，贝勒以下祀追封祖父于坟墓，又以诸王皆在京师离坟墓近可随时亲诣致祭，其京城内各立家庙令停止”，就是说只有亲王、郡王才能设立家庙，此前的家庙被叫停。雍正九年，雍正皇帝感念尽心辅佐自己的怡贤亲王，“怡贤亲王立一庙”。

考察醇王府立家庙的情形，更能得出王府是否设立家庙是由最高统治者决定这一结论。光绪十六年，“钦奉懿旨，醇贤亲王庙著于新赐邸第建立。所有庙中殿宇及正门瓦色中用黄色琉璃，殿脊四围及正门四围均用绿色琉璃。其祀典应照天子之礼。立庙后，每岁时享，著于四仲月朔举行。由承袭王承祭。”醇亲王奕譞是咸丰皇帝之弟、慈禧太后的妹夫，光绪皇帝的生父，他一生谨小慎微终得以荣显未遭蹉跌，死后被谥为贤。他故后，慈禧太后命令在新赐的醇王府为其建立家庙，且仪式按天子之礼遇：“正殿七楹，东、西庑殿，后寝室，各五楹。中门三。门内焚帛亭、祭器亭，其外宰牲亭、神库、神厨。大门三。殿宇正门中覆黄琉璃，殿脊及门四周上覆绿琉璃。其祀仪、乐舞、祭器、祭品视天子礼。凡时飨以四仲月朔，袭王承祭。帝亲行，则袭王陪祀。诞辰、忌日，帝亲诣行礼。”醇王府家庙仿照天子，规格要高于一般的亲王家庙。

据《清史稿》记载“凡亲王世子、郡王家祭，建庙七楹，中五为堂，左右墙隔之为夹室。堂后楣北五室，中奉始封王，世世不祧。高、曾、祖、祢依序为二昭二穆，昭东穆西，亲尽则祧。由昭祧者，藏主东夹室，升二昭位于一室，以二室奉升祔主。由穆祧者，藏西夹室，升祔亦如之。南为中门，又南庙门，左右侧门，庭分东、西庑，东藏衣冠，西则祭器、乐器。庙重檐，丹楹，采桷，绿瓦，红垩壁。门内焚帛炉。外刲牲房，西向。岁以四时仲月诹吉，仲春出祧主合食。”详细记载了家庙的建筑布局，还有祭祀的时间、具体礼仪。

由于皇帝也是有着七情六欲的人，在立家庙方面，自然免不了有额外施恩的情形。康熙十七年，“孝昭皇后崩，遏必隆为后父，降旨推恩所生，敕立家庙，赐御书榜额。”为皇后之父遏必隆立家庙，是康熙皇帝发布的命令，遏必隆本人在康熙一朝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并无可称道之处。

家庙有多个名称。睿亲王后代金寄水先生在回忆中多次提到祠堂，祠堂又称家庙；“我家的祖先堂，称作家庙（即宗祠），也叫影堂，是一处庄严肃穆的所在……前后两殿供奉十代亲王，另有小影堂二处。每一代都有福晋、侧福晋其数不等，祭品人人有份，这个数字就很可观了。”可知家庙又名祠堂、宗祠、影堂、祖先堂。之所以称为影堂，是因为内中悬挂供奉祖先的遗像遗容。

家庙在王府中的位置如何？据金寄水先生介绍，神殿北面通称后楼，这里有“遗念殿”等建筑，专门供奉先帝先后生前穿戴之衣帽等物品的。也有的将遗念设置于小殿，而将后楼变为库房之用。各王府对规制内的殿堂，除神殿和银安殿外，其所用不同。睿亲王府的家庙位于中路的东北角。在王府建筑规制中，中路主要用于重要的、典礼性质的殿堂，如银安殿、神殿，家庙位于中路表明了其在王府中的重要地位。无独有偶，醇亲王后代载涛记载，醇王府神殿后院为遗念殿，佛堂、祠堂皆在此院内。王府家祭是男先女后，未及十龄的儿童，则不能入家庙。恭王府如有家庙，结合恭王府的老地图描绘各建筑及位置的情形，笔者推测位置当在后罩楼，由于佛楼位于正中，家庙当与其相距不远。

据资料所见，蒙古亲王家庙祭祖的情形更为详细。那王虽然是外蒙古王爷，但久居京城，百多年来的福晋、少奶奶都是满族王公的格格，嫁出去的女儿也大多是宗室王公贵族，传进了大量清室王公贵族的礼节。那王府除夕晚十点多钟，凡是府里的男子在十岁以上的，先到影堂拜祖辞岁。影堂中有六代影像，画工精致，都没有福晋。大家按辈分作前后两排，向各影像依次叩二拜六叩。每个影前有景泰蓝的香炉、烛扦及五碗月饼和五碗五尺高的蜜供。初八日撤供后，由管事处把月饼及碎蜜供分给各屋里吃，表示祖上食余之物留福后人之意。由此可见，那王府家庙祭祖和睿王府至少有两点不同：那王府祖先不供福晋，而睿王府则供奉；那王府只有十岁以上的男子祭祖，而睿王府则十岁以上的男女都要参加，顺序是男先女后。

醇亲王奕譞之孙溥杰记载自家家庙祠堂里有一个老太监和两三个“苏拉”（最基层的勤杂人员）。每逢初一、十五，他们要摆供上香和洒扫祠堂内外。逢年按节的祭祖祀神和祖先忌辰的烧香上供等，更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溥杰结婚的第三天，在其父的率领下先到祠堂内祖宗前行三跪九叩礼，然后更到神祠佛殿、天地四方前大叩了一顿头。

王府后人是很重视祠堂的，辛亥革命后，定王府日子困难，将王府售出，但由于宗教观念，祠堂没卖，每逢年节还给祖先设供，一直维持到解放前夕。载振在天津的庆王府是一所东西合璧的楼房，原先连地窖共三层，买后又加盖四楼一层，作为影堂（祖先堂），可见在庆亲王子孙后代心目中家庙是必须有的，而且地位崇高。

具体到恭王府主人恭亲王奕䜣，他一生命运多舛，后期虽不为慈禧太后所用，但他以自己对大清王朝的耿耿忠心终于赢得慈禧太后的认可。他患病期间，光绪皇帝三次到恭王府探望。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恭亲王去世，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亲临恭王府，授予其“忠”的谥号，入祀贤良祠，配享太庙。由于恭亲王的后代没有关于自家生活的详细回忆录，以至于时至今日，恭王府的家庙扑朔迷离。

《清恭王府折档汇编》记载了恭王府光绪二十四年至宣统三年府内各处日常用度的经济状况，其中有关于影堂即家庙的记载如下：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五日饭房领影堂前供饭用钱五十吊文，八月十六日御容影堂前供膳用钱三百吊文，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六日饭房领御容影堂前供膳用钱二百五十吊文，十二日饭房领御容影堂前供膳用钱五十吊文，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日饭房领御容前供膳用钱五十吊文，七月十六日饭房领御容影堂前供膳用钱三百吊文。在汇编中，恭王府的家庙只出现了这6次，有4次称御容影堂，称影堂、御容各1次，而且都抬头书写，以示尊崇。御容是指皇帝的容貌，可引申为皇帝的画像，如乾隆皇帝称“如寿皇殿安奉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御容。”按照前述清史稿所记，亲王家庙正中应该供奉“始封之王”，恭王府家庙显然应该自恭亲王奕䜣供奉。御容与影堂并称令人费解。

奕䜣虽然被封为世袭罔替的亲王，但子嗣不昌，虽然生育有四个儿子，但长子载澄死于28岁，死在恭亲王之前，且无子嗣，三子四子夭折。二子载滢被过继，其所生的长子溥伟以载澄之嗣的身份继承王爷爵位。光绪31年至34年间出现影堂的时间段内，恭王府只传承了四代（小恭王溥伟之子嶙阿哥、岏阿哥已出生），去世的为两代，难以达到影堂规定的五代（始封王、高、曾、祖、父）要求，因此笔者怀疑亦供奉了先皇，因此出现了御容与御容影堂的名称。

恭亲王家庙的主要活动是供膳，将影堂的供膳时间列表后，可发现其规律性：

恭王府影堂供膳简表

在重要的节日，如八月十五中秋节、五月初五端午节、七月十五中元节（民间称为鬼节，佛教徒称之为盂兰盆节，道教徒则称为中元节）后一天，影堂的供膳资金较大，而且在该节日前后的同月之内还伴有小资金的供膳。鉴于资料相对匮乏，恭王府家庙有待资料的发掘及进一步研究。

影堂是否就是福善寺呢？笔者认为非也，理由有二：其一，福善寺在行文中和其他机构无别，而影堂、神房因地位尊贵，每次出现时总是抬头书写；其二，在以上影堂出现的六个时间段，因折档保留的记录不全，福善寺在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六这两个最接近的时间段煤炭库的记载中出现，且与平时的经济活动并无差异。综上可判断，福善寺与影堂为独立的两个机构。

福善寺与恭王府的经济往来

前面论述了恭王府自有家庙，福善寺并非恭王府家庙，恭亲王奕䜣对福善寺进行过修缮，那么此后二者还有无联系？是怎样的联系？我们发现，在《清恭王府折档汇编》这部记载恭王府后期经济生活的原始资料中，福善寺无一遗漏地出现在煤炭库、司房等部门的记载中，反映了二者密切的关系。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五日，煤炭库放府内各行煤炭羊烛月例，其中，福善寺更房煤炭名列其中，为七吊零四十文，说明恭王府已经把福善寺视为“府内”——产权已归属恭王府，作为恭王府名下的资产了。经过比较，以首领太监二十二处为代表的大部分处所，如管事处、档案房、佐领处、银钱库、大宫门、鞍库、关防营、回事处、外茶房、煤炭库、神房、东栅栏门、东跨所、厅事处、庄园处、内司房、挑水、花匠、仓上、马圈、中所更头屋内、剃头人屋内、北山更房，每处煤炭钱均为三吊五百二十文，车上二处、书房二处、随侍处二处、执灯处二处、南庄更房二处等为七吊零四十文，每一处平均也是三吊五百二十文。挑水家伙只有二吊一百文。个别地方煤炭钱要略高，如西跨所煤炭羊烛、书房羊烛均为四吊文，外更房每处煤炭钱四吊二百八十文。内更房每处煤炭钱、多福轩后东更房、西更房、多福轩屋内更房、东套殿后更房、巡更处屋内煤炭均六吊三百文。除福善寺更房煤炭为七吊零四十文，看花园、西所亦是如此。东阿斯哈门、花园铁门坐更煤炭分别为十三吊五百二十文、十五吊，而浆洗房、大水房煤炭羊烛达二十吊，内坐更二处煤炭羊烛为二十四吊，大爷水房煤炭羊烛为六十吊，厨房为九十吊。水房、厨房所用煤炭羊烛非常多，估计是因为日常烧水、做饭都需要大量消耗煤炭羊烛。其他房屋为什么所需煤炭不同呢？更房因负责打更，夜里也要工作，故标准较一般地方高，需要注意的是，同样是更房，不同地方的煤炭金额又分为几个类别，可能与房间规格高低或者面积大小、使用时间长短有关。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五日与三月初五日煤炭库开列情况基本一致，十二月初五日因冬季需要取暖，故部分房间比平时加领煤炭。

光绪三十年三月初五日、五月初五日、六月初五日、七月初五日、九月初五日、十一月初五日、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六日、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十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放福善寺更房煤炭均为七吊零四十文，其他处所基本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五日的情况相同，因此可以推测，煤炭库的发放情况多年沿袭几乎没有变化。

恭王府除了为福善寺提供更房煤炭，还提供香供钱。司房详细记载每天开支的流水账，为了说明问题，兹把福善寺的开支情况与宗教生活相关的佛堂、花神等进行类比：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花园小供钱九吊文、花神供钱十一吊文，佛堂、后佛堂分别领香供钱四百十五吊六百二十文、一百二十四吊五百文，二十五日佛堂、后佛堂分别领香供钱五百三十二吊三百文、六十八吊七百文，花园小供钱九吊文、花神供钱十一吊文，二十九日福善寺领香供钱十六吊二百文。可以看出，福善寺虽然领香供钱，但频率较佛堂、后佛堂、花园、花神低，恭王府对佛堂、后佛堂极为重视，费用开支大。此外，花园、花神的供钱都比福善寺高，说明了前二者在恭王府的地位较福善寺要高。

恭王府还为福善寺提供月例钱。银库逐日记载每日收入和支出情况，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发放月例钱，其中福善寺月例钱五十吊文，时隔20天后，再次发放月例钱。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银库记载福善寺月例钱五十吊文与去年十二月情况相同。

恭王府还为福善寺提供扫帚钱。光绪三十年三月初五日银库分月折记载，福善寺领一个月扫帚钱三吊文，一个季度当用9吊，而鉴园春季扫帚钱40吊文。扫帚用钱多少当与面积大小呈正相关，如果福善寺由恭王府供应全部扫帚钱的前提成立，当可以推断福善寺面积要比鉴园面积要小。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鉴园的情况。清代王府的产权并不归属于王爷，而是由国家掌握。一旦王爷被革职或降爵或者后嗣级别低于亲王，王府可能就会被收回。一生命运坎坷的恭亲王，在恭王府附近为自己营造了鉴园一座，以做退路。据曾进入其中的朱家溍先生说，鉴园面积不小。

恭王府还为福善寺提供煤油钱。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五日福善寺领一月扫帚钱三吊文、领一月煤油钱六吊文，鉴园领一月煤油钱八吊文。据载涛说，夜晚用以照明用的红色羊油蜡逐渐被煤油灯取代。煤油用量当与使用人数有关，鉴园煤油钱比福善寺煤油钱略多，估计鉴园常住人口较福善寺常住人口要略多。

恭王府还为福善寺提供菜钱。光绪二十七年仅存正月、十二月各行菜钱册，其中列举神房官一名、鉴园三名、福善寺一名；光绪二十八年（缺正月、十二月）、三十三年（仅缺十二月）、三十四年、宣统元年（缺九月）保留下来的银库资料较全，神房一直分为头班、二班各六名；光绪二十八年鉴园为三名，此后一直为四名；福善寺一直为一名。福善寺显然不会只有一个人，笔者估计是恭王府驻福善寺的特派人员，享有在府内开支菜钱的待遇，其他僧众则由社会供养，这反映了福善寺仍然为社会提供宗教服务，相对独立的一面。

此外，据流失到美国的《公主府修缮工料汇总》记载，光绪年间恭王府进行府邸大修，施工方兴隆木厂详细记载了各处用料、人工情况，福善寺又榜上有名，“府西墙外，福善寺内糊饰各座窗心二十余间，勾抹渗漏房间墙垣泊岸等项活计。”

综上，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上述时间段，恭王府均负担福善寺的煤炭羊烛、香供钱、月例钱、扫帚钱、煤油钱、菜钱，可以说恭王府内的各房间享用的待遇，福善寺也利益均沾，只是相对较少。

结论

福善寺虽然最初不是由恭王府修建，也不是恭王府的家庙，但列名于恭王府的名下，产权已归属恭王府，享受在府内开支的各种待遇。

《民间寺观的转香火问题——关于什刹海观音庵契书的考察》一文，描述了什刹海观音庵由尼庙僧寺转为民间私产，最终并入醇亲王府家庙的演变过程，认为民间寺观的转香火，具有卖、典（老典）、租（长租）、抵押（指房地借银）、施舍、馈赠等多种形式；交易双方，则有僧人之间、僧人与民人（或僧人与旗人）之间、民人之间、民人与旗人之间等不同范围。在寺观产业流入民间的同时，民间不动产也在不断地转为寺观之产，这种跨越僧（道）俗两界的财产对流，应是清代社会中司空见惯的现象。由于没有发现福善寺与恭王府之间的契约，无法确定福善寺以何种方式建立与恭王府的经济联系，抑或是恭王府收购了福善寺？

那么恭王府是否就是福善寺的供养人呢？供养人的概念是指因信仰某种宗教，通过提供资金、物品或劳力，制作圣像、开凿石窟、修建宗教场所等形式弘扬教义的虔诚信徒。今天也指那些出资对其他人提供抚养、赡养等时段性主要资助的个人或团体。笔者认为，用供养人不足以概括福善寺与恭王府密切的关系。

福善寺是历史上恭王府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今日福善寺历经风雨得以保存下来实属不易，目前的状况岌岌可危，不容乐观。恭王府呼吁对福善寺进行腾退保护，收回恭王府统一管理，有利于恢复恭王府古建群的真实性、完整性，希望能够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

（作者郝黎，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教育传播部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