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统治者既维护着满族的本教萨满教，又重视并包容着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道教及汉民族传统的郊社宗庙祭典，在宗教信仰上形成了多教并存，互相融汇兼容的局面。这成为稳定社会秩序、维持家族体系、巩固统治政权的一股巨大精神力量。

恭王府的府主是恭亲王奕訢，做为晚清政坛的核心人物，统治阶级的典型代表，他和他王府内的宗教思想、宗教生活是怎样的？历经二百余年的风雨洗礼后，已很难清晰准确的还原王府当时的状况。近几年，通过一些王府后裔的回忆和少数学者的探究著述，王府高墙内的宗教信仰问题似乎揭开了神秘面纱，但当你再想仔细了解时，却又发现呈现出来的材料远远不够全面和深入，如目前所见王府的主要祭祀场所都是萨满教的神殿，是否还有其他宗教活动场所？它们在王府宗教中所占比重如何？王府府主本人的宗教信仰是何情况？王府宗教作为王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整个清王朝统治者的宗教信仰，与满族本民族的传统思想信仰和观念习俗又是怎样的关系？本文拟以恭王府为基点，通过对恭王府现存遗迹、遗物以及有关书籍典章的查寻，探索恭王府府主的宗教信仰以及恭王府曾经进行的宗教活动，从而由点及面，使大家对清代王府的宗教问题有一个更加全面而清晰的认识。

恭王府内的萨满教和萨满祭祀

自古以来，满族即信奉萨满教。萨满教为多神教，信奉万物有灵，人们通过具有特殊能力的萨满达到与神沟通的目的，而萨满则是通过特定的神器，特有的满语祝辞以及特殊的固定仪式与天神、风神、山神，或者动植物之神，祖先之神等诸神交流，这一套程序就是萨满祭祀。

为加强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清王朝自努尔哈赤起就将萨满教奉为国教，将各部族紧密团结在共同信仰的神杆之下，同时在祭祀仪式中，更通过特定的等级制度和规范将神权牢牢掌控在皇权手中，从而达到其统治目的。

清代王公贵族是与皇权关系最为密切的阶层，也是皇权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大的受益者，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取向高度一致，因此与宫廷一样，在清王府中最重要的宗教活动也是萨满祭祀。王府祭祀活动既完全来源于清代宫廷，随着宫廷祭祀活动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又严格遵守皇家宫廷所制定的规范，不敢有丝毫的越轨逾制。

一、王府萨满神殿的由来

清朝立国后，在盛京（今沈阳）恭建“堂子”祭天，并遵循满族的“人神共居一室”的传统，在皇帝、皇后居住的中宫—清宁宫内设神位、外立神杆，进行祭祀。清入关后，仿盛京城外东南堂子之制，于紫禁城东南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建堂子，并仿盛京清宁宫在紫禁城内改建坤宁宫为祭祀神殿，并将萨满教信仰习俗带至北京。此后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的二百余年间，堂子祭一直是清宫祭祀萨满的中心。而坤宁宫内则供奉朝祭和夕祭神像，作为皇室私家祭祀萨满活动之用。

清朝前期，皇帝在春秋二季立杆祭神之后，亲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的皇室亲贵按班次于立杆祭祀那天在堂子祭后，恭请清宁宫或坤宁宫朝祭、夕祭神位到自家进行祭祀，至月底才将神位恭送回清宁宫或坤宁宫。随着清皇族政权的稳固，祭祀礼仪也越来越制度化，规范化。康熙帝五十七年下令，停止皇室亲贵请神回府祭祀，这使得已经成年且有了亲王、郡王等爵位的皇子在府宅中独立祭神，尚未成年在紫禁城中居住的皇子居室内均设有神龛，庭院中设神杆祭祀。王府中的神殿由此逐渐形成。

二、恭王府神殿的位置及内部布局

因为清代王府大多已湮没无存，所留照片文字资料也极少，人们几乎已无从知道王府内神殿的模样，因此论证恭王府内神殿位置及内部布局成为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溥杰在《醇亲王府的生活》中说，“在王府的‘大殿’后边，有一所‘神殿’，就是祭祖的地方，和清宫中的‘乾清宫’后面有‘坤宁宫’一样，虽然是‘具体而微’，但是也为王府中最‘神圣’的地方。”①那么恭王府的神殿在哪里呢？

2005年恭王府组织召开的清代王府及王府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郑婕副研究员提交的论文“试论恭王府神殿布局及祭祀典制”中②，对上述问题有清晰的论证，笔者认为其所用资料真实可信，考证细致详实，所以在此直接引用她的观点。郑婕所用资料，一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一套我国清代皇家建筑设计世家样式雷于同治四年为恭王府的府邸及花园绘制的平面设计图，二为1937年5月31日至6月3日，中国营造学社派人到府邸进行实地测量后所绘制的实测图。三为1937年北大教授陈鸿舜和美国教授凯茨进入恭王府参观后所拍照片及撰写的发表于1940年《华裔学志》第5期的文章“北京的恭王府及其花园”。四为王府后裔的回忆。以上述资料为根据，可以推断恭王府的神殿是中路银安殿后的嘉乐堂，这也正符合上述溥杰对于神殿的叙述。

嘉乐堂由主殿和东、西两个厢房以及宽阔的院落组成，主殿坐北朝南，整体分为五个开间，共约283平方米。其内部格局考证如下：东边两间，为东次间和东梢间，西边三间，为正间、西次间和西梢间。东边两间以隔断墙与西边分隔，是“亲、郡王及袭爵人合婚之所。……其新婚制度与坤宁宫为帝后合婚之所相同，……”③隔断墙西北墙角处依柱修建有一间烧煮供食用的灶间，与南面大门相对，为神殿正间位置，面积约12．7平方米左右，内砌有灶台，灶台上埋有两口大锅，为“祭祀用厨房”（见陈鸿舜《北京的恭王府及其花园》一文），是用来煮肉献牲的。紧贴着灶间沿北、西、南三面墙体垒砌一圈“凹”字形转角炕，由于转角炕的主要特点是拐若干个直角，故而人们给它起了个吉利的名字—“卍字炕”。由此看来，神殿总体格局与故宫坤宁宫或沈阳清宁宫基本无二，也因此判断王府神殿功能与坤宁宫亦无太大差异。只是坤宁宫为九开间，规模气势都更为宏大，而清宁宫因建成较早，功能划分还不是那么清晰，西边祭祀，而东边则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寝宫。

虽然恭王府神殿内如今已是空荡无物，但根据王府后裔的回忆，大概可知“那里窗户仍保存关外的遗风，用‘高丽纸’糊着窗户，殿（外院中）右侧有一根竿子，名‘唆啦竿子’也叫神竿，一般人都不许踩它印在地上的影子”④“府第之神殿或住宅之神堂西墙上，悬挂各种乐器，如桦铃、拍扳、手鼓、腰铃、三弦、琵琶之类，及带架之大鼓。”⑤而更多其它细节则只能参考坤宁宫、清宁宫的布局或有待更多资料的发现了。

三、王府萨满祭祀仪式追溯

随着入关日久，汉化日盛，萨满教仪式及信仰均有松懈，为加强萨满教的宗教力量，使之更加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从而使之更好地为皇权服务，清廷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七月，由乾隆帝特敕庄亲王允禄等，将满族各种祭祀仪式、祝辞进行收集、诠释、整理，详细考订，汇编成文，并将祭祀中使用的祭器等绘成图画，集成《钦定满州祭神祭天典礼》一书。乾隆帝钦定书名，为之作序，用满文印刷出版。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大学士阿桂、于敏中奉谕旨将其译成汉文，四十五年（1780年）收入《四库全书》。书中对萨满祭神、祭天、背灯、献神、报祭、求福等各种祭祀活动之祭期、祭品、仪注、祝辞及所用器皿形式图等均有详细记录和规定，自此，原本为满族民间的萨满信仰完全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传统宗教被皇家垄断，民族宗教变为皇帝家天下的独尊。这一点对今后王府的萨满祭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王府主人做为清代皇帝的至亲，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除追随皇帝赴堂子进行国家祭礼外，如每年元旦举行的新年祭祀，每年三月及九月朔日举行的立杆祭等。在家里也要仿照清宫内廷祭祀内容进行家祭。按照清制，坤宁宫的正常祭祀活动有很多，全年之中几乎每天都要在宫内举行朝祭、夕祭活动，另外还有月祭、祈福祭、献神祭等。目前虽然还没能找到确切资料证明王府神殿是否也每天都有萨满祭祀活动，但综合一些史料以及王府后裔载涛，溥杰等人的回忆，可知王府神殿内至少每月都有朝祭、夕祭，其祭祀情形与宫廷祭祀差别不大。

王府朝祭：朝祭神有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和关帝。举行祭祀前，由主妇亲自动手用黍米糟曲做酒（味甜，如现在之江米酒，但只取其酒）、上祭前一日将黄黍米锤碎，用笼屉蒸成糕，名曰打糕。朝祭时，在屋内西坑（满洲祭祀皆以西为上）悬黄云缎幔子，内挂朝祭各神，供器、供品，即主妇所制之酒十三盏、糕十三盘、香果三碟等陈设于炕上、炕下。寅时（晨四时）开始，主祭司祝（俗称萨满太太）头戴神帽，身系腰铃，擎神刀口诵神歌：“敬献糕饵，以祈康年”（用满语）。诸护卫官员也群击神板和弹弦子、弹筝以及月琴唱和“鄂啰啰”。共诵神歌三次，祷祝九次，此时亲王主祭及从祭者着吉服向西而跪，面对向东神像供糕献酒以及素供及向神叩首。这时“司香妇”（掌管烧香的女仆）将如来，观音的神位请出户外，在西墙设一向南的佛龛以供之。殿内仅留置关帝“进牲”。其程式为：司俎太监高呼“进牲！”，于是将牲牵入，即活猪，主人和与从祭的全部人员都跪下。“萨满太太”走过来用满族语言致词，然后把酒灌入牲耳内，太监司俎高呼“神已领牲！”主人叩首，司俎太监唤厨师入，切割牲肉入灶间煮之，及熟，选牲肉中的最精美处制成肉酱供于神位前，主人再叩一次头。同时“萨满太太”又致词，俟主人叩罢，“萨满太太”把一块布（系马之用）拿过来再致祝词，主人跪着接过这块布交与掌管马厩的人领去。等管马厩的叩头之后，才聚集全家人分食祭肉，或延请亲友参加，是为享胙。这种祭肉是不能拿出屋门去吃的，并且在吃肉时也不许说有关死丧的事。

王府夕祭：夕祭神有穆哩罕神、画像神、蒙古神等。夕祭在天黑之后进行。挂黄幔于北坑，内陈列各神祇，其前陈设供器、供品，即供糕十一盘，酒十一盏等。司祝束闪缎裙及腰铃，执手鼓，盘旋步祝祷，内监击鼓、鸣拍板和之，先后共三次，主祭及从祭于此时行礼，其后进牲，程式同朝祭之仪。进牲毕，熄灯，撤火，布幔遮窗，除司祝及执鼓、执板太监外，其余人皆退出殿外，关上殿门，司祝振神铃，诵神歌祷祝，太监以鼓、板应和。然后开殿门，撤幕，点灯，由主妇叩首，此项祭祀谓之“背灯祭”。最后撤下祭肉分胙，收夕祭诸神像。⑹

恭亲王奕訢所生活的时代已在乾隆朝颁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近100年之后，他王府内的神殿布置，祭祀礼仪应符合大典规定，由于北京清代王府能够完整保留至今的仅此一座，因此其神殿布置及萨满祭祀活动内容亦可做为王府萨满祭祀的普遍参考。

恭王府内的其他宗教信仰

作为晚清贵族集团的代表，自小又接受了良好的汉学教育，恭亲王奕訢的宗教思想必然是复杂的。他既有自身的信仰，同时其信仰和行为又必须为政治服务，因此恭王府中的宗教活动和内容丰富且兼容。从现存的一些遗迹和资料来看，恭亲王在府中除严格进行满民族本教萨满教祭祀外，个人对佛教似乎更情有独钟，留下的佛教印迹不少。另外对其他汉民族的本土宗教也兼收并蓄。

一、恭王府的佛事活动

经过二百余年的风雨洗礼后，如今的恭王府内已经丝毫找不到佛教生活的痕迹，但如果于故纸旧简里细拨慢捡，却也并不难发现佛祖确曾在这座王府宅院中受到过高规格的礼遇。

1、曾一直供养福善寺。福善寺始建于清朝，主体建筑位于柳荫街28号院内，与恭王府西墙仅一街之隔，现在是一民居杂院，保留有卷棚顶、灰瓦，菱形图案彩画等，其建筑规格高于民间又低于皇家。有专家研究认为这里应是恭王府的家庙。无论是否家庙，恭王府对福善寺的供养关系是存在的。查阅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清恭王府折档可知，从光绪二十四年到宣统三年，恭王府按月给福善寺供应煤炭钱七吊零四十文，煤油钱六吊文，香钱十六吊二百文、月例钱五十吊文等，也有领一个月扫钱三吊文的记录。同时还配备有专门负责福善寺事务的人员，恭王府每月发放菜钱二吊，银库固定给钱二千。⑺

清同治十二年，恭亲王奕䜣为重修福善寺撰写藏头诗：（碑文拓片现藏国家图书馆）

重寻胜业到春城，修葺今番喜落成。

福地何须问双树，善缘应许遍群生。

禅衢偏少缁流杂，林影还分禁水清。

碑碣千秋昭景仰，记诗聊证妙明情。

碑文真实表达了奕䜣对福善寺的赞美和重修福善寺的喜悦之情，同时传递出奕䜣对佛教的称许和他本人与佛教的情缘。

2、除供养福善寺外，恭亲王在府邸内还建有佛堂。1937年，著名学者陈鸿舜带着美国教授G．N．凯茨走进了恭王府，并将其所见所闻写进了《北京的恭王府及其花园》（发表于华裔学志），文中写道：“……中轴线上――据传说和地图，匾额上写着‘佛楼’。这楼或许是一座小庙，我们不知道其中细节，可是这匾额的确是精美的木雕作品……”，另外还配有一张老照片。查阅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清恭王府折档可知，恭王府的每月开支里也有佛堂领香供钱一百吊文或二百吊文，供寿桃钱一吊五百文等的记载⑻，这些资料证实后罩楼中确曾建有佛堂，应是恭亲王在府内的礼佛之所。把佛堂建在中轴线上，位于银安殿、神殿之正后方，可见恭亲王对佛教之重视！

3、恭亲王写过很多礼佛，拜佛的诗篇，尤其是在被慈禧撤职罢免期间，他在北京西山戒台寺隐居十年，潜心修行，醉心诗词。不仅捐巨资修建了寺内罗汉堂、千佛阁等处，还于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撰写“重修万寿寺戒壇碑记”，原碑现仍立于寺内千佛阁前。此外他还常到其他寺院游历礼佛，广化寺，潭柘寺等北京名寺都曾留下过他的足迹，也由此结交了不少空门朋友，并写下了很多诗篇。

如表现其虔诚礼佛心态的《千佛阁瞻礼》：莲座神容俨，焚香晓更清。身心无别念，烦恼自然轻。明月虚空色，长松响梵声。⑼

又如表现他修行过程的《禅定》：老去惟求静，随僧早闭门。竹烟凝涧壑，萝影到林轩。画壁看飞鹤，观心欲定猿。默然如大道，礼佛佛无言。⑽

再如表现他禅悟喜悦的《禅悦》：浮生不住叶随风，看取人间万事空。去外星霜如走电，三千世界本无穷。⑾

这些资料表明，晚年的恭亲王对佛教已经不是简单的信仰，而是有了自己深深的领悟和认同。

二、恭王府内除萨满教、佛教外的其他宗教遗迹

恭王府的府邸中既有萨满祭祀神殿，也有佛教崇拜场所，不可否认，府主对这两种不同信仰的宗教都给予了足够的虔诚和重视。但同时，他对其他宗教派别也没有排斥。在恭王府的花园中，恭亲王还分别建有龙王庙，山神庙，花神庙。

龙王庙：建于花园西路南端的榆关城墙下，建筑小巧精致，内供龙王塑像，庙前有一口古井。龙王为中国本土神，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一种民间信仰最众，独立于佛道之外的神祇，掌管人间的兴云降水，风调雨顺。恭王府内立此庙，说明恭亲王本人对龙王的笃信。

山神庙：建于花园西路榆关城墙东段山坡上，与龙王庙上下呼应，是一座小巧的门楼式微型小庙。据说是用来祭祀四神的，即四种动物：刺猬、黄鼠狼、蛇、狐狸。传说这四种动物经常出没于花园之中，府中历代主人都敬之如神，待之如宾，经常在此烧香磕头，以求其“福佑”。每当府中有人生病或遇不测时，则更要在庙前大摆贡品膜拜，以求四神助其康复和平安。据说过去府里人每见这四神在园中出现，必得轻轻巧巧的避开，以防冒犯了它们而遭不测。府中女眷就连向屋外泼水，也要时而唠叨一声“泼水啦”，意恐哪位神仙化身正打门前经过，脏水泼在它身上而招致灾祸。⑿虽然此庙的规模甚小，但其存在就已经表达了府主人对他的信仰。

花神庙：花园西路的花月玲珑馆北边现在起了围墙，围墙外是天主教管理委员会，但几十年前这里还曾是恭王府花园的一部分，建有一个花房，在花房以西，园墙的西北把角处，原有一座小小的花神庙。三十年代辅仁大学购买到花园后，就拆除了花房和花神庙，在那里建起了“司铎书院”。现在这里虽然早已没有了花神庙的任何痕迹，但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清恭王府折档可知，恭王府的主人确曾对花神进行过认真的祭拜，每月都有专供花神庙的香钱。传说农历二月十二是百花的生日，人们称之为“花朝”，因此民间便有一个“花朝”之庆。而随着季节时令的替换，百花也以各种不同的容颜缤纷了大地。百花的玉容笑貌。为人们的生活平添了无数浪漫情趣。爱花惜花之人，自然也为百花留下许多动人的传说，其中以农历中的十二个月令的代表花，与司十二月令花神的传说最令人神往。“十二月花神”是根据社会风俗与岁时花信的自然规律，按每年十二个月冠以花名而成的。清代中期，杨柳青年画开始出现“花神”组画，以唐宋传奇人物和历史人物确定花神名称，代表各月的花神。花神谱中奇数全是男性，代表阳刚之气；偶数全是女性，代表阴柔之气。这也符合道家所追求的阴阳结合、天人合一的理念。这里似乎与花园西洋门上所题“静含太古，秀挹恒春”所表达的弘沉苍古的道家意韵相合。

三、其他信奉佛教的清代王爷

除恭亲王外，清代皇室贵族中热衷佛教的人非常多，这与清朝开国以来几位皇帝对佛教的重视和推崇有极大关系。无论是出于统治的需要，还是因为个人的信仰，清朝从顺治、康熙，再到雍正、乾隆，均对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表现出不同程度笃信，比如雍正皇帝，对佛教的虔诚可以说到了狂热的程度，皇帝的这种态度无疑会对其下属各级官员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做为与皇帝关系最为密切王室成员，也必然表现出对佛教不同程度的信仰和尊礼。

对佛教最为虔诚和推崇的当属雍亲王允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

他从少年时起就对佛教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皇帝后更是虔诚到了狂热的地步。正如他所自言：“朕少年喜读内典，惟慕有为佛事，于诸公案，总以解路推求，心轻禅宗，谓如来正教，不应如是。”⒀他当雍亲王时曾拜二世章嘉国师阿旺洛桑却丹为师，参禅修密。康熙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间（1712－1713年），他与禅师迦陵性音、弘素以及章嘉国师等人在雍王府邸举行了法会，由章嘉国师亲证了他的“大自在”成就。当了皇帝之后，他在皇宫内的佛教活动更加频繁。

第三代庄亲王爱新觉罗•允禄，号爱月居士，是圣祖康熙帝的第十六子，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过继给庄亲王博果铎为嗣，承袭庄亲王。他在雍正，乾隆两朝均颇受重用，也曾积极参与佛事活动。如乾隆十三年，制作佛像的重要著作《佛说造像量度经》由著名史学家、语言学家、佛经翻译家工布查布从藏文本译为汉文，允禄亲为该书作序并安排刊印。乾隆十四年（1749年）三世章嘉若必多吉编绘《诸佛菩萨圣像赞》，共收录360尊藏传佛教尊神，分为上师、本尊、佛、菩萨、明妃、罗汉、护法等23种，乾隆对这批资料相当重视，二十二年（1757年），特命内务府造办处依此图本铸成铜镀金阴阳佛模各一套，其中阳佛模供于故宫中正殿后殿内，而阴佛模则赐给了庄亲王允禄供奉和使用，后来庄亲王据此绘编成图册，我们现在所见图像应就是庄亲王所绘的本子。⒁

清宫众多皇子中对藏传佛教了解最深的当属康熙第十七子果亲王允礼，他笃信西藏宁玛派，精通藏文和蒙古文，他不仅自己翻译一些藏文经典，还组织人将宁玛派伏藏译成蒙古文，并出资刊印了大量佛教经典和仪轨，现在这些文献保存在俄罗斯的对彼德堡大学图书馆和北京故宫图书馆等地。⒂

综上所述可以确知，恭王府里，既有非常正规的萨满祭祀神殿，用以表达府主对萨满教的尊崇信仰。同时也有专门供养的佛寺，特意建造的佛堂、龙王庙、山神庙、花神庙等，代表了府主对佛教及其他宗教信仰的推崇。相比较而言，萨满教在王府中毫无疑问占据最重要的主位，不仅祭祀活动最为频繁，最有规模，而且其祭祀殿宇也宏大壮观，且占据着府邸的重要位置，在中路主殿银安殿的正后方。其次恭亲王比较重视的应该是佛教，不仅供养着府第西边的福善寺，在府邸后罩楼中部同时还建有一座佛堂，这里是嘉乐堂神殿的正后方，也处于府邸的中路位置。而其他龙王庙，山神庙，花神庙则都建在花园中，规模较小，位置也较偏僻，应该说这是恭亲王对汉家多种宗教文化的认可和兼信。

从宏观来看，恭王府的这种宗教信仰现象，与满族自身一直具有的开放性，相容性有关，也与满族皇权统治者一直奉行的开放兼容的宗教统治政策相合。总体来看，清恭王府宗教思想文化，与清宫廷皇权完全保持一致，即以满族本教萨满教为根本，对佛教，道教或其他宗教流派均给予认可，并根据政治需要和个人喜好，既有所侧重，亦兼容并蓄。而这种包容性极强的宗教特点，对促成满民族迅速吸收和统纳众多蒙古族、汉族、朝鲜族以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人民，并最终形成一个由多民族成员携手组成的共同国家，亦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作者信息：周劲思，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文物保护部副研究员）

注释：

⑴溥杰：《醇亲王府的生活》，文安主编《大清王府》，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65页。

⑵郑婕：《试论恭王府神殿布局及祭祀典制》，恭王府管理中心编《清代王府及王府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55－65页。

⑶载涛、恽宝惠《清末贵族生活》，文安主编《大清王府》，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55页。

⑷溥杰《醇亲王府的生活》，文安主编《大清王府》，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65页。

⑸载涛、恽宝惠《清末贵族生活》，文安主编《大清王府》，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72页。

⑹载涛、恽宝惠《清末贵族生活》，文安主编《大清王府》，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70－72页；溥杰：《醇亲王府的生活》，文安主编《大清王府》，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65－167页。

⑺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清恭王府折档汇编（全三册）》，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4年出版，第997、1014、1092、1130、1201页，。

⑻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清恭王府折档汇编（全三册）》，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4年出版第892、918页。

⑼奕：《萃锦吟》，恭王府主编《王府文库》之清代王府文献资料汇编卷十一。

⑽奕：《萃锦吟》，恭王府主编《王府文库》之清代王府文献资料汇编卷十。

⑾奕：《萃锦吟》，恭王府主编《王府文库》之清代王府文献资料汇编卷十二。

⑿罗文华：《龙袍与袈裟》，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357页。

⒀罗文华：，《龙袍与袈裟》，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71页。

⒁罗文华：《龙袍与袈裟》，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344页。

⒂京梅：《如梦如烟恭王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40－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