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王府管理中心张军

爱新觉罗•奕訢，清宗室，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封爵恭亲王。对于奕訢的封爵，研究者多是这样记述“咸丰元年（1851）受封恭亲王”。翻检相关的辞书和著作，在介绍奕訢时也基本持此说。奕訢被封为恭亲王，此为不争之史实，但把其封爵时间说成是咸丰元年，则与史实有误。

这种有误，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没有亲自查阅资料核对，相互“误传”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研究者对清代的皇帝年号使用不是很熟悉。在清代，每个皇帝都有属于自己的年号，比如为大家所熟知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即分别为福临、玄烨、胤禛、弘历的年号。一旦在位的皇帝驾崩，继位者为了表示对先皇的“尊”，继位当年并不采用新的年号，而是继续沿用先皇的年号，直到次年改元。

清宣宗旻宁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1850年2月25日）驾崩于圆明园慎德堂。根秘密建储匣内的诏旨，旻宁的四子奕詝于当日继承大统。为笼络诸弟，正月十七日，登基仅三天的奕詝就下了一道封奕訢为亲王其他诸弟封郡王的上谕，“朕弟奕訢著封为恭亲王，奕譞著封为醇郡王，奕詥著封为钟郡王，奕譓著封为孚郡王。”奕詝虽然继承皇位，但并没有自己的年号，在接下来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政令颁布的时间仍用“道光三十年×月×日”来表示，咸丰的年号是在次年元旦才被采用的。这样看来奕訢被封亲王明确的时间是道光三十年正月十七日（1850年2月28日），而不是在咸丰元年（1851年）。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奕訢的亲王封爵程序并没有完成。依据清宗室的封爵程序，“亲王郡王初封日，请旨加给封号，乃给册宝、册印”。也就是说在初封后还要举行一个册封仪式，为被封的王授册宝、册印。关于册封仪式，据《清史稿》载：

“崇德元年，定册封日，王、贝勒序立崇政殿前，内院官奉制册、印陈于案，竢旨授封。诸王等皆跪，宣册官、奉册官并立案东，次第宣毕，奉册、印授诸王等。王等祗受，转授从官，复位。礼毕，随奉册官赴清宁宫，诣帝、后前行礼，三跪九叩。遂出大清门，诸王等互贺，俱二跪六叩。还邸，福晋、夫人各行庆贺。府僚致贺诸王，二跪六叩，贝勒僚属一跪三叩。

康熙十二年定制，凡册封，简正、副使二人，前一日，殿堂上设节案，香案，册宝案，堂前仪卫、乐悬备陈。届期，正、副使诣太和殿奉节出，校尉舁册宝亭赴王府，王率府僚跪迎门外。正、副使奉册宝节分陈各案，立节案东，王立案西。行礼毕，王诣香案前跪，听宣制册，使者授册宝，王祗受，复位，行礼如初。使者奉节复命，王率府僚跪送，迎送俱用乐。封亲王曰宝，郡王曰印，贝勒有制册无印。行礼谢恩并同。初制，封亲王世子用金册，郡王镀金银册，贝勒授诰命，旋改用纸制册。”

崇德元年是诸王在宫里接受册封仪式，康熙十二年改为在王府里举行册封仪式，但无论怎样改变，仪式都是繁琐和隆重的。仪式中最有实质意义的就是授王制册和册宝。制册和册宝是封爵的实物凭证，也是身份的象征。

奕訢虽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十七日被封为恭亲王，但随后并没有举行册封仪式。这与奕詝继位之初的心态有关。奕詝虽然当上了皇帝，但之前的皇位之争已经让他对奕訢有了芥蒂。封奕訢为亲王多少有背自己的意愿，而不封则有违孝道（道光帝在秘密建储匣内留有封皇六子奕訢为亲王的诏旨）。清王朝向来标榜以“孝”治天下，初登帝位的奕詝自然不愿背负有违孝道的骂名，最终还是下旨封奕訢为亲王。但又为了表明自己对奕訢封爵的态度，奕詝一方面选用“恭”字作为奕訢爵位的封号，另一方面就是迟迟不给奕訢举行册封仪式。

通过将近两年时间的观察，奕詝对奕訢的表现尚感满意，于是在咸丰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852年6月9日）为奕訢分府，即今恭王府；六月二十日（1852年8月5日）遣使为奕訢举行了册封仪式。奕訢在真正拥有王府的同时，终于获得了亲王的制册和册宝，完成了封爵的程序。

综上，奕訢的亲王初封时间是道光三十年（1850年），举行亲王册封仪式的时间是咸丰二年（18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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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迅：《恭王府及花园》，北京史研究会编《燕京春秋》，北京出版社，1982年，153页；鲁宁、周劲思：《百年沧桑恭王府》，《文博》2004年第6期

陈旭麓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539页；李盛平主编《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524页；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20），第十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80页。

《清实录》（四0），《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一，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年，七四。

《嘉庆会典》（一），卷一，宗人府，《大清五朝会典》（十二），线装书局，2006年。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八十八，志六十三，礼七，中华书局，1977年，二六三四。

（清）奕訢：《乐道堂诗钞•续钞》，台湾文海出版社，1976年，1018页。

发表于《满族研究》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