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恭王府管理中心正式成立，长期由其他单位分割占用的恭王府府邸也已陆续腾退，开始修缮复原工程。位于府邸东路第三进院落的＂多福轩＂，在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资助后，率先实施了古建修复。作为未来王府博物馆展出陈列的一部分，为配合开放而进行的＂多福轩＂室内陈设复原设计研究工作也随之展开。
恭王府曾历经和珅、庆亲王永璘和恭亲王奕訢三任府主，＂恭王府＂即由奕訢入住而得名。因此，将最终的复原年限定于奕訢政途鼎盛的同治光绪年间，应当比较宜于展示恭王府的历史风貌。
＂多福轩＂为东西带耳房的五开间硬山顶大殿，传为恭亲王奕訢会客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替作辅仁大学女院图书馆，腾退之前用作中央音乐学院录音棚。历史的变迁、岁月的沧桑，使这座王府的整体建筑已是残损破旧、面貌全非。＂多福轩＂殿内除较好地保存了内檐彩画与槅井天花，其他装修陈设均已变更散佚，无从索骥。而清代原有的近百座王府留存至今，就保存状况而言，尚以恭王府最为完整，因而也缺乏同类可资借鉴的实例。同时，清代文献对其他制度的记载虽可谓浩繁庞杂，但于王府室内陈设方面却鲜有专门记述。凡此种种，使得＂多福轩＂室内陈设复原研究面临着较多的困难。
所幸的是，两年多来，恭王府管理中心领导和特聘专家十分重视王府文化的研究和历史资料的收集工作，带领相关业务部门搜集了大量与恭王府有关的珍贵历史资料。这些史料为复原＂多福轩＂室内陈设提供了重要依据。
通过对多福轩历史功能的考证，分析文献典籍中的相关记载，比照资料照片和图纸记录，参考清代皇家建筑与贵族宅第室内陈设的一般规律，并求教于故宫博物院清代室内陈设研究方面的专家，＂多福轩＂室内陈设的基本构架逐渐清晰起来。
本文拟将多福轩历史资料作一梳理，通过分析考证和比照研究，合理复原＂多福轩＂室内陈设。
一恭王府室内陈设复原的理论依据和工作方法
王府文化研究是一项无先例可循的开创性工作。面对残损颓圮的建筑、相对有限的资料，如何能够根据现有材料，重现当年王府建筑的历史原貌，是恭王府一系列复原研究共同面临的课题。
对此，恭王府管理中心谷长江主任提出：室内陈设复原要认真分析资料，寻找依据。有据可循的按照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复原；缺少依据的则请教有关方面的专家，按照清代室内陈设的一般规律进行复原；专家也缺乏把握的，则应依据现状进行保护。这也是目前我们所要遵循的一套较为科学的工作方法论。
＂博物馆学本是外来学科，在博物馆学中，向来没有原状陈列这一项。外国的同类博物馆，也没有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对此，曾经一手开创故宫博物院宫殿原状陈列工作的明清室内陈设专家朱家溍先生，在实际工作中总结了一套＂调查、策划、陈列＂的具体工作方法，并且确定了一条＂在原存文物的基础上去掉临时性和一般性的（陈设品），突出既能体现制度，又能体现此处居住者身份、地位、性格特点的生活用品和陈设品＂的工作原则。这不仅是朱家溍先生与诸位原状陈列工作的合作者在实践当中总结的经验，也是符合恭王府室内陈设复原工程实际情况的一项工作原则。
在恭王府的一系列室内陈设复原工作中，面临着比故宫博物院宫殿原状陈列更多的困难。这里既没有故宫保存下来的内容详备的陈设档，也缺少当年王府留存下来的文物，甚至于整体建筑也遭受了较之故宫多得多的拆改和破坏。因此，在恭王府室内陈设复原工程中，收集历史资料、对资料进行梳理和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进而还要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确定建筑的功能和地位，寻找同类相关的存世建筑陈设作为参考依据，遵循清代室内陈设的一般规律，兼顾历史和艺术地对陈列进行设计。这一过程应当是符合恭王府实际情况的一套工作方法。
二＂多福轩＂室内陈设相关历史资料及简要分析
与＂多福轩＂直接相关的历史资料虽仍嫌有限，但就其形式而言，却也相当丰富。主要包括早期建筑设计图、实测记录、摄影图像和研究文章等，为立体地复原＂多福轩＂室内陈设提供了多角度的较为形象而具体的历史依据。
（一）同治四年＂样式雷＂设计图
国家图书馆藏同治四年＂样式雷＂图是恭亲王奕訢居府期间，改建添修府邸和花园的建筑设计图，该图全面反映了恭王府的建筑格局规划以及室内空间布局。
＂样式雷＂图所示多福轩的位置［图88］，标称为＂前殿＂，面阔五间，三明两暗。南向正门三间十二扇，北向亦有广一间的四扇隔扇门。正殿前后出廊，前廊接广三间月台，月台东、南、西三面各有一处台阶；后廊接丹陛和垂花门。殿内正中偏后，为广一间的立柱屏门，屏门前有一封闭结构，当为地平（详见本文第四部分）。殿内北壁隔扇门两侧前有木架结构，当为通壁书架（详见本文第四部分）。正殿东西有套殿，自内与正殿相连。套殿进深略减于正殿，图中所示南北各应有炕，外挂落地罩。
腾退之后的多福轩，就正殿本身构造以及前后配设而言，除丹陛无迹可寻，余建筑布局、大木构架、月台石阶乃至屏门立柱、书架抱框等古建遗存，均能与＂样式雷＂图中的设计一一对应。可见，多福轩的修建的确是以＂样式雷＂设计图为蓝本，实际施工作业过程中改动很小。由此推知，那些因历史变迁而破坏散佚的木装修结构，亦即殿内地平、书架以及套殿内炕和落地罩的设计，大体也当符合实际建筑的布局。
（二）1937年中国营造学社恭王府实测图及实测记录
1937年5月底至6月初，中国营造学社对恭王府建筑进行了一次实测，留存了珍贵的实测图、实测记录和一些摄影照片（以下统称＂三七年实测图＂）。此次实测，恭王府尚处于抵押给北京天主教会期间，几个月后，即改作辅仁大学女院校舍，府内建筑装修也随之发生改变。这批资料虽较为简略，却如实地记录了恭王府在改用前的建筑原貌以及一些保存下来的室内装修遗迹。
此批实测图皆以南为上，其中＂恭王府东路平面＂（参见［图72］）中显示，＂五间大门＂之内为＂多福堂＂，即应是＂多福轩＂。图中所示，＂多福轩＂为＂硬山九檩＂，正殿三明两暗，东西有＂套间＂。南向，三明间开隔扇门，两暗间及东西套间设＂槛窗＂。北向，正中一间开隔扇门，两侧设随墙结构，当为书架（详见本文第四部分）。大殿前后出廊，殿前设月台，月台东、南、西三面均有台阶。殿内正中偏北有＂对山面柱＂，即屏门之立柱，广度一间。上述实测图所记录的信息几乎可与＂样式雷＂图完全对应。
此外，实测图中还有一段关于多福轩室内木装修的测量记录［图89－90］，其中包括＂后墙书架＂、东西套殿内炕及落地罩的位置和尺寸等。这些装修结构虽已在此后的多次改用中被破坏，却仍与＂样式雷＂图所示信息十分吻合。推知，自奕訢居于恭王府的同治年间，至府邸改作辅仁大学女院校舍之前，＂多福轩＂及其室内陈设应当没有过多改变。
（三）1940年辅仁大学同学会会刊载老照片
1937～1949年的十余年间，恭王府作为抵押给北京天主教会的房产，被改用作辅仁大学女院校舍。这期间，留存了一些恭王府府邸和花园的老照片，当中的一部分刊载于1940年出版的辅仁大学同学会会刊上（以下简称＂会刊老照片＂）。这其中有改作图书馆之用的＂多福轩＂室内外照片7幅，是复原＂多福轩＂室内陈设最为形象的资料。
会刊中题为＂女部图书馆＂的外景照片（参见［图73］），从建筑的布局结构、风格式样到殿前的月台石阶、藤萝花架，均与今天看到的＂多福轩＂殿外实景吻合，由此确定了辅仁大学时期＂多福轩＂的实际功用。
另外5幅同样题为＂女部图书馆＂的内景照片显示，＂多福轩＂在当时仍保存了较多恭亲王时期的室内装修。殿内立柱屏门及其上御笔匾额、两侧抱柱楹联以及四周的福寿匾均未有改动，而北侧的通壁书架恰为图书馆陈列图书提供了便利（参见［图80］）。
通过对历史照片的分析和甄别，可以确定部分原有装修和一些后添的细部改动。这些信息经过整合还原，将成为室内陈设复原的重要组成内容。
（四）1940年《华裔学志》刊载英文论文《北京的恭王府及其花园》
1935年创刊于辅仁大学的《华裔学志》，是面向西方读者发行的汉学研究学术专刊。1940年出版的第5期中，收录了中国学者陈鸿舜与美国学者G．N．凯茨合作撰写的长达5万字的英文论文《北京的恭王府及其花园》（以下简称《华裔学志》文，译稿参见本论文集附录）。？4？该文撰写过程中，二位作者不仅曾亲临恭王府及花园，实地考察、拍摄照片，并且能够得与恭王府末代府主溥儒多次会面，详记口述实录。？5？文中详备的描写和记述以及随文刊载的近30幅老照片，为了解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恭王府全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三＂多福轩＂室内陈设复原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通过对前述历史资料的简要分析，整合其间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可以确定＂多福轩＂的历史功能、布局地位，并据此寻找相关建筑陈设作为参考依据。
（一）历史功能定位－－恭王府会客厅
＂多福轩＂位于恭王府府邸东路的第三进院落，前方正对二宫门，后为面阔五间、进深六间、两卷勾连搭硬山卷棚顶＂乐道堂＂，传为恭亲王奕訢会客处。
据《华裔学志》文所描述，＂看起来，多福轩的功能应该是恭王府内第二个用于会客的大厅＂。赵迅先生在其《恭王府及花园》一文中也称＂多福轩＂＂是奕訢会客处＂。二说相合，所传当有根据。
据清末王府后裔载涛回忆，清代王府内除中路主要建筑以外的住宅，通常是＂进二门后，中为穿堂客厅。所谓穿堂者，正中有绿油屏门四扇，无事不开，内中安设木炕，有炕桌、脚踏等物；横楣上方，例挂御笔匾额及福、寿字，此厅如系三间，则全敞；系五间，则三明两暗。院内转角游廊，廊子正中，东西各有四扇绿油屏门，每扇有斗方写字。往西或往东，名为跨院，中为书房，凡往来熟悉的亲友，或属下司员来回公事，都可在此接待＂。这里所说的穿堂客厅，与会刊老照片所示＂多福轩＂室内布置极为相似。其中绿油屏门、御笔匾额及福寿字等描绘，能够完全对应。
并且，《华》文关于多福轩又有如下记载：＂这里有一对对巨幅中国书法作品。方形红纸摆成菱形，上有皇帝御笔亲书的字迹：福与寿。历代皇帝都写同样的内容，成对装在框里，从天花板上悬挂下来。这类的书法作品有一大批，足以证明恭亲王家族的地位和荣耀长盛不衰。＂
《华》文之描述与会刊老照片二者相互印证，表明＂多福轩＂正是载涛回忆中描述的那种典型的清代王府中用于会见客人、迎见亲友、接见属下、兼作书房的会客大厅。
《华》文当中又有一段关于府邸西路＂葆光室＂的记载，称这里是恭王府＂私人会客厅＂，这恰恰说明了＂多福轩＂＂第二会客厅＂的地位，它的职能主要应作恭亲王会客与接见属下之用，而亲眷密友则应在＂葆光室＂中迎见。
综之上述，＂多福轩＂在恭亲王时期，应是王府内用于会见客人、接见属下的客厅，形式上或兼作书房之用。
（二）布局地位－－边路＂前堂＂
清代王府建筑格局的核心，是＂前堂后寝＂的纵向院落序列。这与皇宫之内＂前朝后寝＂的布局具有相同内涵。虽然《清会典》中仅规定了王府中路建筑的格局规制，然而现有资料表明，中路以外其他建筑的布局也大体遵循了这一原则。
所谓前堂，＂是治事临政、接见宾客、进行府内重大礼制活动的场所＂。＂多福轩＂的地位虽远不及中路正殿尊贵正式，但就功能而言，却与其十分接近。并且，由于中路主要是体现典制威严的仪节性建筑，因而边路具有相同功能的建筑反而更加具有现实生活的代表性。
＂多福轩＂后进院落的主殿为＂乐道堂＂，据《华裔学志》文记载，＂在恭亲王时代，他把这里作为日常居所＂。可见，恭王府的边路建筑也严格遵循了＂前堂后寝＂的布局原则。
（三）前殿陈设参考依据
明确了＂多福轩＂的历史功能和布局地位，结合已知殿内屏门、书架等装修结构，在现存的、典型可信的清代建筑，尤其是皇家建筑群中，选取如下殿堂，作为＂多福轩＂室内复原陈设的参考依据：
1．故宫乾清宫
故宫乾清宫［图91］位于乾清门之后，清康熙以前为皇帝寝宫和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皇帝读书学习、批阅奏章、召见官员、接见外国使节以及举行内廷典礼和家宴，也都在这里进行。雍正皇帝后将寝宫移至养心殿，乾清宫则专门举行内廷典礼。
乾清宫是故宫内廷前殿，曾作为皇帝召见官员、接见使节、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其地位和功能，均与＂多福轩＂近似。乾清宫殿高20米，面阔九间，进深五间，东西配暖阁。殿内正中设屏门，前设地平宝座等一应陈设，两侧各设一座大镜屏，东西板壁前立条案。乾清宫与多福轩殿内均设屏门，布局近似。
2．故宫养心殿前殿
故宫养心殿［图92］是清雍正以后历代皇帝的寝宫，＂另外还和乾清宫同时是引见和召见官员，批阅奏折的处所＂，形式上主要用于勤政和休养。其中，前殿处理政务，后殿作为寝宫，因而前殿正是整组建筑的＂前朝＂核心。
养心殿前殿正间面阔三间，殿内正中偏后设地平、宝座，宝座前设御案，宝座后置屏风、宫扇。北墙两侧设书格。正殿东壁为圣制养心殿铭，西壁为圣制题董邦达溪山清晓图。并东西墙各设长案一。案之南为东西暖阁门。
养心殿前殿与＂多福轩＂功能、地位接近，北墙设置书格的布局也与多福轩情形相同。
3．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
澹泊敬诚殿［图93］位于避暑山庄宫殿区的第一进院落，属前朝正殿，是清代皇帝驻跸山庄时处理朝政及重大庆典接见朝臣及少数民族王公大臣、外国使节的场所。
澹泊敬诚殿面阔七间，殿内正中偏后设高大的地平，其上设屏风、宝座等一应陈设。北墙两侧设【图91】故宫乾清宫书格，东西墙各设条案和四件柜。
澹泊敬诚殿的历史功能、布局地位以及殿内书架的设计形式，均与＂多福轩＂近似
4．沈阳故宫迪光殿
迪光殿［图94］位于沈阳故宫西所，乾隆年间修建，是清入关以后，历代皇帝朝圣盛京故宫时，与后妃驻跸用的行宫。
迪光殿位于西所垂花门内的第一进院落，其功能主要用于处理政务和接见臣工。
迪光殿面阔三间，正中有屏门，前设地平、宝座，两侧板壁下设条案和镜屏。陈设虽简，却不失庄重威严。迪光殿的布局地位、历史功能以及殿内屏门设置，均与＂多福轩＂近似。
（四）前殿陈设要点及其规律
综观上述四座清代皇家建筑的＂前朝大殿＂，在正殿，即所谓＂明殿＂的室内陈设方面，具有如下共同特点：
①正殿无论几间，均通敞，不设隔扇落罩，呈现一派肃穆庄严的气氛；
②殿内无论有无屏门，均在明间正中靠后位置摆放地平宝座等一应陈设，间或设书案于座前，作承诏批文办公之用；
③殿内下首均不设座及其他陈设，遇有仪式活动，临时摆放；
④殿内陈设均简洁疏朗，除正中君王宝座外，仅两侧板壁下摆放条案，空间高广者则添设四件柜。
上述共同特点不仅勾勒出清代皇室＂前朝＂殿内陈设的整体轮廓，也反映着明清室内陈设的一般规律。
＂明代的宫殿陈设，总的特点是开阔疏朗，……大殿上除中心位置摆放一组宝座屏风之外，其余陈设一概没有。＂清代延续了这样的殿内陈设风格，＂清代外朝三大殿内，正中固定有一组宝座及其附带陈设，其余地面上空洞无物，遇朝会、大宴等仪节临时设宝案、诏案、表案、宴桌等等，与明代大致相同＂。清代典章制度中对王府中路前堂的主要陈设有明确规定，同样印证了这一陈设规律。《清会典》载：＂凡府第各颁其制。亲王府制。……正殿设座。基高一尺五寸。广十一尺。后列屏三。高八尺。绘金云龙。＂又＂亲王世子府制。……殿不设屏座。……郡王府制亦如之＂。可见在亲王府的前堂大殿，屏风宝座的陈设必不可少；而地位稍次之的亲王世子、郡王府则没有资格在殿内设置屏风宝座。
条案是明清室内最为常见的陈设，并且，＂在大殿两壁下陈设大柜，是明清两代都有的陈设格式＂。这里所说的＂大柜＂，即立柜上面再加顶箱，每对由四件组成，北方匠师习称＂四件柜＂。
此外，北京故宫乾清宫与沈阳故宫迪光殿的正殿之内，两侧均设有一对高大镜屏，所谓＂长方形大镜屏即俗称穿衣镜，宫中正座左右设穿衣镜，这种陈设格式到清代仍沿袭＂。据故宫博物院古典家具专家胡德生先生考证，宫中正座左右设置镜屏，一方面出于承袭已久的陈设习惯，使镜屏能够对两侧暖阁（套殿）的内门起到屏挡作用，避免一望洞透；另一方面，也可扩大正座之上君王的视野，能够使其较为敏锐地察悉殿外的情形举动。足见宫中殿内镜屏的陈设，不仅是一种习惯，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五）套殿陈设参考依据
与前述几座清代皇家建筑的多重功能类似，＂多福轩＂在恭王府内，亦是以会客为主，兼具书房、办公、临时小憩之用的＂多功能厅＂。
正殿前殿，即五间通敞的明殿，是具有身份象征与仪节意味的礼制建筑，严格按照典章规制布陈，显示地位、区分尊卑。正式场合的王公相见之礼、公务所涉的下属呈报之事，皆应于此间完成仪式。如遇挚友同僚，待行礼毕，有具体事宜需研习商讨时，则应引入便殿一叙；日常办公、读书乃至临时小憩，也应在相对轻松舒适的套殿内进行。因而正殿之套殿，即东西耳房内的陈设应极具生活气息，这一点体现在宫廷陈设方面，也是相当突出的。
前述故宫乾清宫之东西暖阁、养心殿明殿之西暖阁、三希堂等处，今仍保存着当年遗留下来的陈设状况。它们作为居寝读书、叙事办公之处，是各自明殿的重要附属和补充，与＂多福轩＂东西套殿作用类似。
（六）套殿陈设要点及其规律
无论是上引乾清宫东西暖阁、养心殿三希堂，还是宫内大小殿堂乃至东西六宫的次间、梢间，其布局陈设最为显著的共同特点，是以炕作为日常起居、读书议事的主要场所。生活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大至读书办公，小至闲聊休憩，均可于炕上完成。＂以炕为主的起居习惯，逐渐形成了相应的陈设和装修风尚＂。
＂多福轩＂东西套殿内也遵循这一陈设习惯，于南北两侧均设有炕。根据＂多福轩＂以会客为主的多重功能，可将东西套殿划分出叙事、办公、读书、休憩四个相对固定的功能区域，依据各自的使用特点进行布陈。
四复原陈设基本构架
根据前述陈设要点及规律，形成如下陈设复原的基本构架：
（一）前殿
包括陈设与装饰两方面内容［图95］：
1．室内陈设分作三组：
屏门前地平、宝座、书案和屏风
前引光绪朝《清会典》规定，亲王府中路＂正殿设座。基高一尺五寸。广十一尺。后列屏三。高八尺。绘金云龙＂。与之相应的《会典事例》中有相同的记载，内容略为详细：＂府第房屋规制。……顺治九年定。亲王府。……正殿中设座。高八尺。广十有一尺。修九尺。座基高尺有五寸。朱髤彩绘五色云龙。座后屏三开。上绘金云龙均五爪。＂
以清代一营造尺合32厘米计算，八尺相当于256厘米，十一尺为352厘米，九尺288厘米，一尺五寸48厘米。依据典章记述综合考虑实际情形，＂广十一尺，修九尺＂者当为地平，三开屏风高八尺，宝座基高一尺五寸。可知清代规制中亲王府正殿宝座屏风的规格和尺寸。又《清会典》及《会典事例》均言，其宝座屏风上，皆以朱漆或描金彩绘五爪云龙纹，可知亲王府正殿装饰几与皇宫等同。
与亲王府中路正殿具有相似性质的边路前堂＂多福轩＂，其宝座屏风的式样尺寸，则应＂减其势而不改其制＂，以相同的比例、式样，综合参考＂多福轩＂室内屏门的尺寸大小进行复原。宝座前宜设书案，一方面符合宫中同类陈设的摆放规律，体现＂多福轩＂议事办公的实际功用，另一方面也可在细节处与中路正殿陈设略作区分。宝座所属一应陈设，则可参照皇宫固定陈设，依制删减。
＂宫中陈设中最常见的，当属屏风宝座，座左右所陈器物多少则视场合而定。＂清宫定制，一份标准的宝座屏风应包括：正中屏风、宝座、脚踏、两侧仙鹤、宫扇、香几、甪端、薰炉和垂恩香筒各一对［图96］。其中，宫扇为帝王专享；垂恩香筒外形似亭，与鹤作为宫廷陈设，有＂千秋长寿、江山永固＂之意，常置于外朝大殿等最为正式的场合。因而，上述三类陈设品当为宫廷专用，王府中不应摆放。余者脚踏、香几、薰炉等均有实际功用，不为帝王独享。甪端作为瑞兽，与象、狮等类似，常作为陈设品置于宫中宝座两侧。甪端寓意吉祥太平、伴护明君；象驮宝瓶，寓＂太平有象＂之义，象征五谷丰登、天下太平；狮子作为避邪护福、权力威严的象征，不仅常用作宫廷陈设，也是定制中的殿前镇兽、殿顶压脊，宫廷、王府中均见。因而从寓意方面考虑，王府中陈设的祥瑞之兽，以狮子形象为宜。
北墙通壁书架
＂多福轩＂北墙的通壁书架，在＂样式雷＂图、＂三七年实测图＂以及会刊老照片等资料中均能找到确凿实据，且修缮过程中在墙面内发现了原有书架抱框。三七年实测记录显示：＂后墙书架，高345，深38，每宽180，内分5格，板厚7～6．5。＂其中的尺寸，依实际情况当为厘米。书架所用材质，据胡德生先生意见，当以樟木或楠木为宜。樟木和楠木的主要特征是具有防虫作用，且质地缜密，坚固防潮，不易变形，是清代上自皇室宫廷，下达贵族宅第均为常见的建筑装饰和家具陈设用材。
无论是故宫养心殿前殿、避暑山庄还是宫中其他殿宇，凡遇书格书架，均在外垂挂锦帘，蓝底黑边。＂多福轩＂正殿通壁书架的锦帘样式也当同此。
架上所陈书籍，宫中各殿不尽相同。据称，养心殿前殿书架摆放的是《十三经》与二十三史；澹泊敬诚殿内书架陈列着《古今图书集成》，均为经史、类书等典籍。可见，正殿书架通常用来存放重要的经典文献。由此推知，具有相似功能和性质的＂多福轩＂正殿书架，其中也应摆放此类书籍。
东西板壁
依据清代陈设的一般规律（详见本文第三部分），＂多福轩＂正殿布局应肃穆威严，殿内空旷疏朗，仅在两侧板壁前布置陈设。
以通往东西套殿的内门为界，左右门前各设镜屏一座，成对；门之北侧，板壁前各设条案一张，成对；门之南侧，板壁前各设四件柜一组，成对。两侧条案上应摆放俗称＂大三件＂的玉赏珍玩，其上方墙壁上悬挂条幅、挂屏等装饰品。
条案、柜、屏等家具的用材应选紫檀或其他高档硬木，并以云龙纹为主要装饰题材；古董挂屏等文玩陈设，其式样可以依据《纽育一九一三年AAA恭亲王竞卖》所录照片进行仿制。
2．室内装饰分作三组：
屏门抱柱及匾额
依据前述载涛回忆，清代王府内如＂多福轩＂这样的穿堂客厅，屏门横楣上方，＂例挂御笔匾额＂。而以故宫诸殿陈设看来，清代建筑不单王府客厅如此，宫内前朝大殿之上，通常也都要悬挂御笔匾额和对联。
会刊老照片所保留的＂多福轩＂内景同样提供了这一信息（参见［图80］）。由照片看来，此处悬挂的御笔匾额，字迹较为清晰，但由于拍摄角度的限制，首字被匾额前方悬挂的宫灯遮挡了一部分，不易看清。依据照片，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史树青先生、华裔学者叶嘉莹先生，均将其释为＂尚德延釐＂。其中＂釐＂同＂禧＂，其意应与晋潘岳《西征赋》中所云＂庶人子来，神降之福，积德延祚，莫二其一＂中的＂积德延祚＂同源，＂祚＂即＂福＂、＂赐福＂之意。此匾悬于＂多福轩＂，至为得当。以恭亲王奕訢所历各朝而言，其为咸丰皇帝御笔墨宝的可能性极大；但就其笔法观之，其书线条匀称，内劲冲和，结字中宫紧凑，平稳中寓险绝，颇有圣祖康熙皇帝书法之神韵。联系恭王府花园中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康熙御笔福字碑＂，可以想见，恭亲王奕訢能够得到圣祖皇帝的御笔匾额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两侧抱柱联，由于照片拍摄角度的限制，仅西侧之下联基本能够加以辨认。依据中央民族大学汉语系韩秋白先生的释读结果，题为＂辉分杲木银发翠苍九华灯＂；东侧之上联，据隐约的字形轮廓，以及与下联的对仗格式，大致可以释读最后三字为＂千载寿＂。但从照片看来，下联第三字似乎更像一个＂若＂字，待查。
福寿匾
＂多福轩＂因殿内悬挂的众多御笔＂福寿＂而得名（详见本文第五部分），福寿匾是殿内的重要装饰。由会刊老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成对的＂福寿＂字镶嵌在匾额框中，由天花上垂吊而下，规律地悬挂在门、窗及书架上方。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造办处活计档《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恭亲王做匾额事》记载，此次所做匾额，包括＂双灯草线福寿大匾四面，各高二尺八寸，宽五尺二寸，二寸五分边在外；双灯草线福寿大匾二面，各高二尺八寸，宽六尺二寸，二寸五分边在外＂。两种匾额折合今天的尺寸分别为：前者长166．4厘米、宽89．6厘米、边宽8厘米；后者长198．4厘米、宽89．6厘米、边宽8厘米。
实际测量故宫保存的＂福＂＂寿＂斗方，多为二尺见方，对角线长二尺八寸。由于菱形摆放，则其对角线的长度恰为福寿匾的高度，与活计档记载相合；并排摆放的＂福＂＂寿＂斗方，其宽度应为两对角线之和，因此，福寿匾的宽度应不少于二者之和，即五尺六寸。然而活计档记载的前一种福寿匾的尺寸却在宽度上减了四寸，其原因尚不清楚，推测与斗方的实际尺寸及摆放方式有关，具体证据仍有待查实。
仅以会刊老照片看来，＂多福轩＂殿内所悬福寿匾，其高度均与菱形斗方高度相若，＂福＂＂寿＂字均并排摆放，不见重叠，因而实际悬挂在＂多福轩＂正殿内的＂福寿大匾＂，当以后一种尺寸即＂宽六尺二寸＂为宜。
此外，＂福寿＂两侧，多见御笔题款，其中一方隐约可见＂咸丰六年＂字样。从字迹判断，各方福寿匾上字体笔法不尽相同，由此推知，殿内福寿匾当为多个皇帝所赐，大体应包括奕所历各朝，即咸丰、同治、光绪皇帝乃至慈禧太后之御笔。
台北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幅慈禧御笔福寿，同会刊老照片中所显示的式样相同，其上下题款如下：
慈禧皇太后御笔光绪二十年十月□□
赐出使俄国大臣头品顶戴湖北布政使臣□□
＂福＂＂寿＂之间钤＂慈禧皇太后之宝＂印。
由此，可以通过辑字复制＂福＂＂寿＂斗方，并依上述题款格式复原＂多福轩＂室内福寿匾额。题款年代可参考清宫＂赏＇福＇字单＂中的记载（详见本文第五部分）。
宫灯
会刊老照片所示＂多福轩＂内景，其屏门前方正对的两方木梁上，对称悬吊着一对宫灯，似为旧有陈设。然而究其细节，又存在一些疑点：首先，宫灯悬挂位置有误，清宫内但凡吊顶宫灯，均悬挂于每间天花正中而不是间隔的梁架之上，此处做法不符合清代陈设习惯；其次，五开间的多福轩正殿，宫灯仅此两盏，颇不合情理；再者，此处两盏宫灯的体量较小，与殿内的高广开阔似不相称，且由照片观察到的细节来看，垂索宫灯所用的似为电缆线，当为后期改用时添设的照明设备。
观今日之＂多福轩＂，殿内天花保存尚好，却并不见悬吊垂环的痕迹，可见在恭亲王时期，此处正殿没有悬挂过宫灯。又，察之宫廷装修陈设，凡前朝正殿，均气宇轩昂，高大的殿堂装饰着精美的槅井天花，有的还雕刻着富丽的蟠龙藻井。然而前述前朝正殿，由于其用作礼仪召会的特殊性质，除养心殿前殿因兼具寝宫之用外，其余殿内多不设宫灯。此处或许也可视为清代宫廷陈设的一点规律
由此推断，＂多福轩＂正殿当不设宫灯。
此外，三七年实测记录显示，描述＂多福轩＂正殿室内建筑的记录中有＂稍间，间柱高294，五抹下高144＂的字样（参见［图89］），似在正殿明间与暗间交界处设有隔扇。据此，北京市古建研究所王世仁先生曾解释称，可能为＂飞罩＂一类的装饰，然而也不能完全确定。由于实测记录语焉不详，此处隔扇的设置又很难在空间布局上给出比较合理的解释，故此存疑，有待会同更多专家进一步深入分析，方能得出结论。
（二）东西套殿
关于＂多福轩＂套殿内的布局，虽不乏＂样式雷＂图、＂三七年实测图＂等方面的资料，但涉及具体陈设和装饰等细节，则缺少形象而确凿的证据。因此，＂多福轩＂东西套殿内的布局陈设，更多地要借鉴其他，按照前述所分析的清代室内陈设一般规律（详见本文第三部分），根据实际功用进行设计，并展示其特色。
＂多福轩＂东西套殿相对于正殿而言，空间狭小许多，其广度和进深均减于正殿之一间，且仅有一扇内门与正殿相通。然而在这样狭小的范围内，南北却均设有炕，且炕前落罩，两炕占据了套殿大部分空间。由此，殿内被自然分隔成前、中、后三个陈设区域。其中，中间部分主要涉及的，仅是与内门相对的山墙前的陈设和装饰，因而前、后檐炕便成为活动的主要区域，同时也是布局的核心。这也正体现了满族人的起居习惯。
如前所述，清人除祭祀拜会、朝贺宴请等仪节性活动，其余日常生活中的起居坐卧、办公娱乐等均围绕炕来进行。因而，以炕为核心的室内装修陈设，极其丰富以致庞杂，极尽奢华以致繁缛，与肃穆疏朗的正厅形成鲜明对比。雕花镶嵌的炕床，镂刻精美的炕罩，加之炕上的锦垫隐枕、炕桌柜几、用具文玩，炕下的灰盒唾盂，附设的脚踏绣墩，无所不用其极。所作陈设虽略嫌浮华矫饰、奢靡冗杂，却也融入一派煦暖和畅、恬淡温馨的生活气息。
＂多福轩＂两套殿内的四个以炕为核心的陈设区域，可依据叙事、办公、读书、休憩和娱乐等使用功能大致进行划分，而实际使用中，功能亦会有重合。在基本布陈的基础上，还要突出各自的使用特点，如叙事区摆放茶具灯盏，办公读书区设文房书籍、官印帽架，娱乐区陈设棋具文玩，休憩区设卧具暖炉等等，不一而足。墙面均饰以中堂、挂屏，天花垂吊宫灯，区域间的空隙可以方凳、绣墩和戳灯等补齐。所用陈设品，可依据《纽育一九一三年AAA恭亲王竞卖》中所录文玩式样进行仿制。
五余论
＂多福轩＂名称的由来曾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值得推敲和考证。最初有学者认为，＂多福轩……原来墙上满布福字＂，因是得名。这种提法主要源自曾在恭王府内居住过的一些家人的回忆口述，具体如何＂满布福字＂的情形很难想象，令人困惑。
《华裔学志》文关于＂多福轩＂殿内悬挂御笔福寿字的记载则有如下描述：＂这里有一对对巨幅中国书法作品。方形红纸摆成菱形，上有皇帝御笔亲书的字迹：福与寿。历代皇帝都写同样的内容，成对装在框里，从天花板上悬挂下来。＂此处的描绘大致趋于具体，然而就其尺寸、数量以及摆放方式等，仍然缺乏形象的资料。
直至会刊老照片的发现，终于揭示了＂多福轩＂殿内当年的实景，使我们能够清楚确切地了解殿内＂福＂＂寿＂字张贴悬挂的情形，同时也证实了＂多福轩＂名称的由来。
前引载涛回忆称，清代王府内如＂多福轩＂这样的穿堂客厅，殿内＂例挂御笔匾额及福、寿字＂，可见这一习俗不为恭王府独有。
据左步青先生研究可知，清代自康熙以后，每年入冬，皇帝都要亲自书写＂福＂、＂寿＂字，颁赐给后妃、近侍、近支王公和内外大臣。嘉庆年间成书的《国朝宫史续编》卷四十六＂宫中事例＂记载：康熙年间，偶蒙亲书＂福＂字颁赐臣工，至雍正时遂著为成例。康熙帝当年用来写＂福＂字的笔叫＂赐福苍生笔＂。自乾隆皇帝开始，每年腊月初一都要去阐福寺拈香，＂冀资佛力，善福苍生＂；还宫后，开笔书＂福＂字。光绪帝亲政前，慈禧以太后身份秉政，她和皇帝一样，每年入冬后在长春宫用康熙帝的＂赐福苍生笔＂写＂福＂字。书＂福＂颁赐作为宫中的成例，一直延续到溥仪被逐出宫。
故宫博物院现存有当时的＂赏＇福＇字单＂，记载了皇帝每年书写的内容和接受赏赐者的名单，可见当年＂书福颁赐＂是何等隆重的仪式，受赐的臣工又是何等荣耀。故而清代王府中均设专殿悬挂御笔＂福＂＂寿＂，感念皇恩，祈福迎禧。
恭亲王奕訢在其所著《乐道堂文钞》、《萃锦吟》中多次提及＂赐福寿字＂之事；奕訢次子，贝勒载滢所作《雍熙雅颂》、《云林书屋诗集》中也记载了光绪宣统年间历次受赏＂福＂＂寿＂字的情况，现将载滢文中资料摘录如下：
庚辰（1880年）正月三十，慈禧赐御笔福寿字。－－《雍熙雅颂》
壬午（1882年）近支王公轮班进膳，赐御笔福寿字。－－《雍熙雅颂》
庚寅（1890年）二月初一，太后赐御笔福寿字。御书额曰＂璇鄂承晖＂，联曰＂星源衍派承恩渥，日幹腾芳介福多＂。－－《雍熙雅颂》
癸巳（1893年）八月十六，太后赐福寿字。－－《雍熙雅颂》
乙未（1895年）十二月初一，颐年殿，皇上御书福字，近支王公进殿跪领，并赏寿字一方。－－《雍熙雅颂》
丙申（1896年）二月初一，赐寿。－－《雍熙雅颂》
丁酉（1897年）十月初二，慈禧六旬纳贡，赐御笔寿字。－－《雍熙雅颂》
庚子（1900年）二月初一，仪鸾殿，太后赐御笔大寿字一轴，福寿字各一方，皇上御书赐额曰＂宗枝硕茂＂，联曰＂银潢衍庆承恩渥，玉牒凝华锡福多＂。－－《雍熙雅颂》
壬寅（1902年）十二月十三日，皇太后赐福字。－－《云林书屋诗集》卷一壬寅
丙午（1906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皇太后赐福字。－－《云林书屋诗集》卷六丙午
戊申（1908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述哀四十余年惠爱深，天申福祉降山林大行皇太后每年此日颁赏福字，退闲自是难消受，此日空教泪满襟。＂－－《云林书屋诗集》卷七戊申
分析上述资料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慈禧太后赐福寿字的情形反而远较光绪皇帝为多，且颁赐的日期多在＂十二月二十三＂和＂二月初一＂，八月、十月赐福寿字的情况也有，反是清宫成例的＂腊月初一开笔＂颁赐，在此却仅见一例。可知至光绪、宣统年间，＂书福颁赐＂已成为清宫，尤其是慈禧太后终年常行、笼络臣工的行为，与康熙年间＂偶蒙亲书＂的情形和本意相去甚远。
然而即使是这样，近支王公和内外大臣在受赐之后，仍会＂感念恩渥＂，将＂福＂＂寿＂高悬于殿。在这国势衰微的晚清末年，＂书福颁赐＂所笼络的，也不过是颗颗惶惶不安之心。然而身处忧患的恭亲王奕訢，其志向终在兴国。在其所作《乐道堂文钞》卷二中，奕訢抒发了＂国之兴也以福论＂的感慨：
……吾所谓福者，不必卜之于天，而实验之于民。……所谓国之福者，岂一人之福哉？书曰，民惟邦本民之安，国之福也。有国者亦心乎爱民而已。……夫欲治之主，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内修其德以轸念之，外治其政以康又之，是故尧之在位也。
可见，恭亲王奕訢的祈福不仅仅是求其一人之福，更是祈求天下苍生之福寿，宇内四海之兴盛。因此，恭王府内的多福轩，也不仅仅是高悬＂福寿＂简单意义的王府客厅，而更应是时时提示奕訢谋福于天下的醒世之所。
六结语
本文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分析和考证研究，确定了＂多福轩＂王府客厅的历史功能及其＂边路前堂＂的布局地位。在此基础之上，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以及清代典章制度，考察同类存世建筑，总结清代室内陈设一般规律，并求教于有关方面专家，基本确立了＂多福轩＂＂正殿通敞、屏门前设地平书案、屏门两侧设通壁书架、东西板壁设条案和四件柜＂的简洁布局构架；东西套殿内的陈设装饰在遵循清代＂以炕为主＂的起居习惯的同时，又体现了不同区域在不同场合下使用功能的区别和特色。
针对＂多福轩＂殿内匾额、楹联、福寿匾及宫灯方面的具体研究，丰富了＂多福轩＂室内装修陈设的细节，同时也深化了对清代室内陈设规律的认识。
＂多福轩＂正殿的陈设布局以及殿内地平、宝座的设置表明，王府客厅的常用陈设严格遵循了清代室内陈设的一般规律，形式上接近皇家建筑，规制上体现等级差别。
殿内福寿匾的悬挂，不仅揭示了＂多福轩＂名称的由来，同时也反映了清代帝王＂书福颁赐＂的传统，充分展示了清代历史的一个侧面。
＂多福轩＂室内陈设复原设计工作，从最初仅仅面对一座残损破旧的建筑，到资料逐渐汇集、条理逐步清晰，再到方案渐次成型，每取得的一点收获，都凝结了集体的劳动和智慧。作为方案的设计者和论文执笔者，虽然由于我个人精力、能力和学识的局限，所得出的结论仍不够丰富完善，许多具体细节尚有待落实，然而正是众多专家、领导以及同事们的支持与帮助，使我对将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充满了信心。
＂多福轩＂的室内陈设复原工作，仅仅是恭王府一系列复原工程的开端，相信随着今后不断的深入研究和业务实践，复原工程必将日益成熟完善，王府文化的研究必当在努力的探索中不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