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藏流失与回归
恭王府瑰宝今何在?

恭王府是一座艺术宝库,不仅因为它恢弘的建筑群落,还因为它内部曾经有过的富丽陈设和丰富收藏,像晋陆机《平复帖》、唐韩《照夜白》等中国古代书画史上的赫赫名迹都曾珍存府内达五十余年。可令人遗憾的是,在近百年的沧桑巨变中,恭王府内所有可移动物品几乎全部荡然无存了!

近两年来,随着恭王府博物馆建设序幕的拉开,恭王府文物的搜集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虽然我们已将搜索范围扩大到整个清代王府,但这项工作仍然有着大海捞针般的难度。尽管如此,我和我的同事们还是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绩。今天我们把这些成果展示给大家,一方面是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收获,另一方面则是希冀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多的海内外友人能协助我们一起寻找到更多更好的王府遗珍。

引言

相信每一位曾到过未开放的恭王府府邸的人,都会对它华美的建筑、独特的历史地位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只要稍微留心就会发现,偌大的王府如今只剩下空荡荡的外壳,人们想像中那些王府中应有的华美陈设、数不尽的珠宝珍藏早已荡然无存,它们都是些什么?现在又流落在哪儿?还能让他们回到王府吗?这正是本期所关心和追踪的话题。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所追踪的王府瑰宝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恭亲王真正用作收藏和鉴赏的古物,二是恭王府日常使用的物品,包括生活用品、实用艺术品以及装饰品等。相信它们的再现,会使这座北京城内唯一完整幸存的王府建筑更加丰富多彩、熠熠生辉;也会使人们对那几乎已消逝在历史长河的王府文化有更加完整清晰的认识。

宝物熠熠,彰显王者气派

从咸丰二年(1852年)入住恭王府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病逝,恭亲王奕訢一生中有46年的光阴是在这里渡过的,因此王府中的所建、所用和所藏大多都体现了他的审美取向。奕訢自幼饱读诗书,精通汉学,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和品位。据说他在府邸西路建有一处院落专门存放他的收藏品,院中正室名“锡晋斋”,斋名因内中存放晋代大文学家兼书法家陆机所书《平复帖》而来,这是目前我国流传最早的书法墨迹,价值连城。存放其它碑帖字画的西厢房名“尔尔斋”,意为那些碑帖字画与《平复帖》比较起来都不过尔尔。东厢房存放古董,故称“乐古斋”。但是历史的记忆到此戛然而止,此后有关“乐古斋”中藏品的内容从未有人涉及,如今我们只能顺着星星点点的蛛丝马迹慢慢追寻,在乍惊乍喜的激动中,恭王府瑰宝渐渐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显示出王室贵族才具有的非常气派。

朱印累累、满纸生辉的历代字画

从青年时代起,恭亲王奕就酷爱与文人雅士们共同欣赏碑帖真迹,把玩名人字画,为此他曾绕有兴致地诗曰“题名方家赏鉴真,佳篇咏出笔神通;三天翰墨辉珠玉,八儁才华式士民。图书珍藏留古迹,文章大雅振芳尘,焚香展读参微妙,身问心兮心问身。”那么令他珍藏王府,然后兴奋不已地题名钤印、焚香展读的字画到底都是些什么墨宝呢?虽然从今天的王府已找不到它们的丝毫踪影,但是通过奕曾孙,著名的书画大师溥心畬的自述以及日本仙台市东北大学教授富田升等学者的努力探究,我们还是得窥一隅,一窥之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中国古代书画史上很多赫赫有名的珍品都曾落户恭王府:陆机《平复帖》、王羲之《游目帖》(廓填本)、王献之《鹅群帖》(廓填本)、颜真卿《告身帖》、怀素《苦笋帖》、张即之《华严帖》、韩斡《照夜白》、宋徽宗《五色鹦鹉图》、沈周《题米襄阳五帖》、赵松雪《道德经》、易元吉《聚猿图》、宋人《群牛散牧图》、温日观《葡萄卷》、米芾《楚山秋霁图》、周之冕《百花图卷》、文征明小楷唐诗四册……,而这些却还远不是恭亲王奕訢所藏字画的全部,由此看来,锡晋斋内的《平复帖》固然是镇府之宝,尔尔斋的藏品却根本不是尔尔之物,它们都是具有皇家收藏水平的名家名作,足以令恭王府蓬荜生辉!

种类丰富、数量巨大的古董珍品

奕訢是道光皇帝锦匣秘封的亲王,1861辛酉政变后更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议政王,后又被慈禧太后赐“世袭罔替”殊荣,二十余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虽然在晚清政坛上他素有“贤明”之称,但其“好货之名”却也朝野尽知,只是他较有节制,必满员之得优缺,及汉员由军机章京外放者馈送,始肯收受。由此可以推测,恭王府中必有收藏或摆设的古董艺术珍品,只是多年来已无人知晓它们的情况了,人们只能通过一些侧面资料来猜测当年恭王府巨大的古董艺术品收藏。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曾这样记述1908年8月30日前后北京一些王公府第的情况:“礼王府银库存现银二百余万两,悉被法兵劫存西什库,堆积如山,至宝器各物,亦充栋盈屋,用大车拉至七日而毕。……城内大索五日,各王公大臣官绅府第,所有银库之银,以及各项珍宝,无不被劫一空,而又占居其府第;惟恭王、庆王府丝毫未失,亦幸矣哉。”这段话不仅道出有些王府早在庚子之难八国联军的铁蹄下已遭浩劫,也同时暗示着恭王府所具备的规模和财富。另一段方字则更证实了恭王府曾经有过的丰富收藏。日本仙台市东北大学教授富田升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一书中写道:“恭亲王家的大量的历代古玩珍器,在辛亥革命前后,差不多都被统一卖掉了,而将其买下的是日本东洋古美术商山中定次郎”。书中虽没有明确说恭亲王家的古玩珍器是些什么,但却有这样一句评价:“这批购买对定次郎来说,是一生难得的大赌注,而其成功则使山中商会名震世界,同时也成了该商会隆盛的转机”。那么具有如此魔力的将是怎样的一批珍藏呢?

华丽优美、无比尊贵的紫檀家具

除了收藏品外,很多当年王府的实用器物留传到今天也成为十分珍贵的艺术品。至今还保存在锡晋斋内的金丝楠木嵌紫檀雕花隔扇,是恭王府中最为华贵的室内装饰,它是和珅在乾隆年间建宅时逾制而作。到奕时期,府内虽已不用金丝楠木制器,但室内装饰和家具也多见珍稀木种,史料和实物都证明了这一推断。

1940年之前,一位名叫凯茨的美国学者在中国学者陈鸿舜陪同下走进了这座曾经禁卫禁严的王府,在他们随后写出的《北京的恭王府及其花园》一文中,这样描述王府内的室内装饰:室内有隔断,设计高雅,古色古香,用珍贵木材精雕细刻而成。

末代皇帝溥仪的叔叔载涛回忆王府生活时说:各屋皆有靠背椅,两边有拐栏,或嵌螺钿,或于后背镶大理石心,或雕花纹。以上各种木器,大多数用花梨、紫檀或硬木(即南方所谓红木);若用柴木者,则群嗤其寒俭矣。

《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一卷第4期任莉莉撰写的《清代王室家具》中提到:“本院近承行政院拨列专款,向东吴大学价购前清恭亲王府紫檀雕花家具一批,共二十项、三十三件,包括王榻、王座、平头案、骨董柜、太师椅、月牙桌、高几、四方几、插屏、龙首象座灯等,既华丽又优美,雕工精致,线条流畅,气魄恢宏,不愧为王府用具。”这是目前所见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王府家具实物,其华丽尊贵的气派令人惊叹!

沧桑岁月,王府珍藏终流散

当清王朝的背影渐渐隐退于历史的长河,与之依附最深的清代王府也随之分崩瓦解。在这翻天覆地的变革中,经受考验的不仅是人、思想和文化,还有大量聚集在王公贵族手中的稀世珍宝。这些王府珍藏因为所遇人和事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命运,有的毁坏消失,有的流落异乡,有的则找到了永久归宿。如今翻开这些尘封已久的记忆,带给人们的有叹息和遗憾,也有温暖和感动。

王府珍藏上拍卖

1913年,以恭亲王收藏珍品为主题的拍卖会分别在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两个城市举办,吸引了众多古董商争相前往,最终恭亲王七百余件珍藏以三十余万美元的高价流散于世界各地。这些恭王府珍藏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原来在清朝统治之时,满族的王公贵族作为特殊的阶层得到供养,然而,随着清统治的结束,他们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为了维持昔日的尊贵与奢侈,几乎所有的王府都开始出售或抵押王府庄园、王府邸宅,以及累代积攒的艺术珍品等,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内,多数王公府第就基本变卖一空了。例如睿王府不到十年,就破落到“珍贵的东西卖的差不多快完了”的状态。惠王府因“一库一库的拍卖”而卖尽了文物,恭王府当然也没能逃脱这种命运。1912年,小恭亲王爱新觉罗·溥伟一方面迫于生计,一方面异想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复辟满清政权,因而急需复辟活动经费,于是将恭王府除书画外的昔日珍藏全部卖给了日本古董商人山中定次郎。山中定次郎在得到了这批对他来说“空前绝后”的珍品后,很快于1913年组织了前文提到的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的两场恭亲王藏品拍卖会,而纽约拍卖会的销售额创下了山中商会历次拍卖会的最高价,达二十七余万美元。但也正是因为山中商会的倒卖,恭王府珍宝纷纷流散异乡,多年来既无人知道它们的模样,更不知它们都花落谁家,命运如何?想来不禁令人叹息不已。

紫檀家具成展品

现在珍存于台北故宫的原恭王府紫檀家具,也有着曲折的流传经历。据了解,这批家具是在民国时期由“清皇室接受委员会”成员所得,从北京带至上海,后又从上海携往香港,最终辗转至台湾,被台湾东吴大学收藏,最后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购成为藏品的。

1983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为这批珍贵的紫檀家具举办了专题展览,他们将家具与瓷器、字画等文物配合,在展厅复原了清代王室的某些生活场景。那精美的展品和已经远去的贵族生活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眼球。试想如果有一天,这批紫檀家具能够回到它们北京的老家来展览,那该是多么令人欣喜的一件事啊!

平复告身换东家

恭亲王奕訢搜罗的历代字画是他最具份量的收藏,充分体现了他的高贵身份和艺术修养。但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随着1911年清政府的灭亡,这些价值连城的字画在短短二三十年的岁月中就转换了东家,并遭遇了不同的命运。

晋王羲之《游目帖》,据说在1900年前后即流出王府,辛亥革命后流入日本广岛,1945年被原子弹炸为灰烬,现在只有复制品传世。

唐颜真卿《告身帖》,1913年前后被溥伟抵押给日本三菱公司,后无力收回。1930年被日本书画家中村不折购得,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

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卷》,辛亥革命前后流失于厂肆,后被日本收藏家山本悌二郎购得,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宋易元吉《聚猿图》,1927年被溥心售与日本人,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唐韩幹《照夜白图卷》,1935年前后被英国收藏家戴维德以一万银元的价格购得,后来此画几经周折,最终收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西晋陆机的《平复帖》,1937年被著名爱国收藏家张伯驹先生以四万大洋买到,随后即精心护卫。1956年他将此帖捐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

唐怀素《苦笋帖》,是乾隆时入清宫,后归奕訢、溥心畬所有,再后由周湘云得到,现藏上海博物馆。

……

罗列出恭王府流失的古代字画是一件令人心疼的事,因为这里面除个别珍品在有心人的爱护下留在国内外,大部分都已漂流海外,归期沓沓,有的甚至都无从知晓名称内容了。

沙里淘金,酸甜苦辣觅遗珍

清代王府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连接着宫廷和民间,各种史料显示,很多宫廷的习俗和爱好都是从王府流传到民间,尽管如此,侯门深似海的王府和宫廷一样也是老百姓鲜能进入的地方。因此,王府中的生活习性、室内陈设等极具特色的文化鲜为人知。目前只有少数的几本满族后裔回忆录中可以瞥到当时的一些生活片断。

恭王府作为即将成立的王府博物馆,恢复当年的室内陈设,向广大游客展示这个特殊群体的文化和生活,必不可少的就是当年恭王府及其他王府的文物,包括历代府主珍藏的古玩及他们使用过的器物等等。然而经过近百年的风云变幻,大多数王府及其珍品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寻找起来仿佛大海捞针,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开始了艰难的文物征集工作。

一本书打开了王府文物征集之门

日本仙台市东北大学教授富田升在《清代皇室宝物的流出》(20026月由日本放送出版协会出版)一书中写到:“19123月一位名为山中定次郎的日本古董商,从恭王府通过小恭亲王溥伟掠夺性的购走一大批恭王府旧存文物,目前下落不明。”在得知这个信息之后不久,某拍卖公司告知我们在日本见到了1913年山中商会在纽约的拍卖图录,此信息也同时得到了北京电视台记者的肯定。

2004年初,在谷长江先生的带领下,一行人亲赴日本寻找当年恭亲王文物流失的线索。

山中商会总部设在大阪,现任会长山中让系山中定次郎第四代传人。在多方的帮助之下,我们会见了山中先生。落座后谷长江先生直奔主题,介绍了恭王府博物馆筹建的情况,并说明了来意。山中先生听后十分感动,从山中商会的档案中拿出了一本蓝色的册子。这本册子已经略有破损,显然经过了年月的侵蚀。我们接过这本画册,看到书脊上有一行烫金的大字《纽约一九一三年AAA恭亲王竞卖》。原来这就是我们苦苦寻找的拍卖图录,为英文印刷,扉页上有小恭亲王溥伟的朝服照片。图录里面图文并茂的介绍了当年在纽约拍卖的恭王府藏品,有玉器、青铜器、陶瓷、木器、珐琅、石雕、织绣等七大类五百余件。尽管只是粗略地翻阅了图录,但我们深知它对恭王府博物馆建设具有特殊的价值。谷长江向山中先生解释了这本图录对我们恭王府的重要性,山中先生当即表示,虽然这是山中家族前辈留下的家藏之一,但是鉴于其对恭王府的作用更大,愿意将其捐赠给恭王府。

山中先生爽快和热情的支持令我们一行人十分感谢,更让我们感动的是山中先生表示,将会继续帮助我们寻找恭王府流失文物的线索。

日本之行满载而归,这本有着近百年的拍卖图录已作为文物收藏在恭王府,它将成为我们寻找和研究恭王府文物的重要依据。

2006年初,在我国驻美使馆人员的帮助下,我们找到图录中编号为134的孔雀石山子下落,它现在收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并作为该馆亚洲部中国装饰艺术的日常展品展出,只是已不见图录中所配的硬木底座。近日又有好消息传来,图录中编号为343的兽面纹铜壶,被山中先生的好友朽木女士发现展出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王府珍品被我们找到。

一张照片确定了一批文物的征集

2004年经天津文物局介绍,我们在一市民家发现一批红木镶螺钿嵌大理石家具。经专家鉴定应系清晚期文物。从现查证的恭王府家具类文物资料中没有这种工艺的家具,是否征集?正在举棋不定之际,一张老照片的发现,确定了这些家具征集的决心。

这张老照片为恭亲王奕訢与其弟奕譞坐在一张镶螺钿嵌大理石的长椅上。拍此照片的时候奕訢年五十岁。这张照片记录了当时恭王府是有这种盛行于清末的,带有很强的装饰手法的华丽家具。有了这个依据。我们将这家前辈留下整堂同类型家具全部征集。届时,在我们的原状或准原状陈列中,你们一定能看到这批清末华丽、富贵的古董家具。

一句专家催促弥补了我们的遗憾

2004年河北文物局告诉笔者,八十年代中旬一位北京老人从石家庄购置了一批明代黄花梨家具,一直保存在家。最近这位老人因为某些原因想要出手。

目前文物市场上的明代黄花梨家具实属珍贵。我们经联系找到老人家,狭小的房间满满的摆放着数套古董家具。有成对的明代黄花梨万历柜、紫檀多宝格等等。但是,由于文物征集经费紧张,不能全部征集,只选定了其中品相最好的万历柜和大圆角柜,按文物征集程序必须有专家对实物进行鉴定,确定年代无误方可征集。我们邀请了现国家鉴定委员会的木器专家前往鉴定。专家鉴定后告诉我们这批家具是“难得的珍品”。两天后,专家再次打来电话询问那批家具的征集进展,当得知我们还未征集后,专家说:“这样的好东西市面上已很难见到,发现了要尽快征集,如果你们再不抓紧办,我天天催你们。”

专家的这一句催促,弥补了我们的一个遗憾。待这批家具征集入库后,我们听说只要再晚一天,这批明代黄花梨的家具可能就以更高的价格花落别家了。

一件仿造瓷器敲响了我们的警钟

随着恭王府的社会知名度不断增加,恭王府建成博物馆,向社会征集王府文物的消息也不胫而走。我们经常能收到海内外热心人给我们提供的文物信息,对此我们十分感激,然而也同时存在着一批造假人,他们趁机制作假文物以牟取暴利。

恭王府面向社会征集文物的消息对于这些人来说可谓是一个好消息,然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直到20062月的一天,一封快递中的照片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这封快递中有几张照片,是一个祭蓝粉彩梅瓶的整体和局部的照片,从梅瓶的发色和造型上看就有疑问,其中一张足底特写的照片证实了这是一件专门针对恭王府而定制的假文物。足底施青花料写“大明崇祯年制造恭王府特制”字样。众所周知,恭王府名号为清朝才有,这个梅瓶上的字样可谓是画蛇添足。

文物征集工作充满了寻找的艰辛和喜悦,但为了如实的还原恭王府的昔日风采,我们必将努力的继续向前。同时也要感谢曾经和正在帮助我们的各方人士,并希望有更多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有识之士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文物线索,为恭王府的明天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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