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恭王府藏“乐道堂主人制”堂名款斗彩四方委角高足盘瓷器

（1）器形

此盘通高：6．5厘米，口径：16厘米，足径：13厘米。通体四方委角形，微撇口，浅腹，委角方形喇叭式高足。造型规整，折角自然，给人以简洁大方、宁静肃穆的美感。

这种器形最早始于明代宣德年间，明末及清代康熙以后都有仿品，雍正时期造型最为秀美，乾隆朝次之，嘉、道以后则略显生硬板滞。

（2）纹饰

内部纹饰：盘心用青花料绘四方形双边开光框，框内以浅绛粉彩绘松鹿灵芝图案。鹿昂首呈立姿，头生双角。右前腿为抬蹄姿，右后腿呈迈步状。鹿的前方是一块草坡，上面长有一株硕大的灵芝，灵芝以红彩绘成，鲜艳夺目。鹿的身后生一苍松，树干部以墨彩绘成，枝叶为绿粉彩绘制。鹿的足下踏有瑞草，以浅绿釉覆绘而形成绿草坡地。整幅画面生动写实，小鹿悠闲地漫步于山坡松林之间，表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山间景象。

外部纹饰分为上下两部分：盘的外壁为上半部分。口沿处施金彩一周，外壁的四个正面绘斗彩缠枝莲纹，四个委角面绘莲纹。先以釉下青花作纹饰勾出莲花的轮廓线，再在釉上填以细润的矾红彩，绘成花蕊，花蕊上用金彩绘出花心。莲花的周围有多条向外延伸的缠枝纹。莲叶以青花料绘出，不施釉上彩。茎蔓以青花料双钩轮廓线，并在釉上填以淡绿彩。缠枝纹饰的两侧还有两朵盛开的小莲花，其工艺过程仍是以釉下青花作纹饰勾出轮廓线，再在釉上填以白釉，绘成花蕊，在花蕊上用红彩绘出花心。

盘的下半部分为高足，用两条金彩绘出的双线将高足分隔为三层。上层为光素，无纹饰。中层纹饰与盘的外壁纹饰大体相同，只是将外壁正面纹饰中茎蔓两侧的白色小莲花及委角处的莲纹去掉。只保留了正面缠枝莲纹的主体式样，这样的纹饰布局显得更为简洁优雅。下层近底足处以绿釉施底色，再在绿釉之上用墨彩绘出回纹，蕴含着“富贵不到头、福不到头”的美好寓意。

整体画面施彩薄而浅淡，填彩准确，无一处溢满出廓。画面中金彩的使用很好地协调了各种彩料之间的关系，避免了不同色系的色彩之间对比过于强烈，使画面显得柔和悦目。达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3）款识

盘底部的中心处用青花料楷书写有“乐道堂主人制”三行六字款。

瓷器款识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唐代。明清时期，随着景德镇御窑厂的建立和发展，瓷器上的款识趋于系统化、规范化。民窑的款识多种多样、纷繁复杂。通常在瓷器的底部或其它部位，刻、划、印或书写表明年代，窑名，人名，堂名，或者表示赞颂，祝愿等内容的文字，也有的器底或器里有某种图案款识，由于款识的内容，格式，字体，书法各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所以它对瓷器的断代，断定窑口和辨别真伪都有重要作用。

二、“乐道堂主人制”堂名款瓷器是否为恭王府的定制瓷器

恭王府是否曾经烧造过带有“乐道堂主人制”堂名款瓷器，档案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但通过文献中对“乐道堂”匾额的描述，以及对比奕遗留下来的字体，还是可以认定该款瓷器确为恭王府的定制瓷器。

“乐道堂”匾额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道光帝御书所赐皇六子奕的。“乐道堂者，道光戊申宣宗成皇帝御书所赐额也，因自号曰乐道主人”。此时奕尚未成婚，住在位于圆明园的阿哥所内。奕非常珍爱父皇所赐的这方匾额，甚至在他成为亲王后，咸丰帝所赐的几处府邸、苑囿中，都能寻其“乐道堂”匾额的踪迹，这也成为日后影响其半生的重要实物。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帝将位于海淀的原庆王永璘的赐园——春和园赏给了奕，并改名朗润园（现北京大学内）。咸丰二年（1852年）修缮完工后，奕把“乐道堂”匾额悬于园中正室，“园之正室为堂五楹，额曰乐道”。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丰帝将原庆王永璘的庆王府赐予奕，这便是今天的恭王府。咸丰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852年6月9日），奕正式迁居恭王府。住进王府后，奕便把海淀朗润园的“乐道堂”匾额移到了这里，悬挂于府邸东路最后一进院落的正室，取名乐道堂。光绪四年（1878年），奕昌平翠华山墓茔落成，便又将这块匾额移入他的墓地中。并又另摹勒一方，仍悬于府邸。以上史料在奕所著《萃锦吟》中的《墓茔乐道堂闲居信笔书怀四律》中得到印证：“堂额为成庙御书所赐，恭悬正室。翠华山茔庐落成，敬移悬挂，仅另摹勒一方，仍悬邸第，以示纪恩，永矢弗谖之意。”

出于对“乐道堂”匾额的珍爱，奕䜣将恭王府内悬挂该匾额的居室命名为乐道堂，把自己称做乐道堂主人。这种将居室之名作为自己堂号的文化现象，在清代尤为盛行。这种风气在瓷器上也有所表现。清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说：“瓷款之堂名、斋名者，大抵皆用楷书。制品之人有四类：一为帝王，一为亲王，一为名仕而达官者，一为雅匠良工也。”其书又云：“称堂、称斋者，帝王、亲贵、达官、名匠皆有之。若称书屋、山房者，称珍藏、珍玩、雅制、雅玩者，亲贵、达官有之，而帝王无是也。故此类款概谓之私家款。”

将“乐道堂主人”的堂号作为款识写于定制瓷器之上，更加表明了作为皇子的奕䜣对于父皇的无限敬仰之情。

确定该款瓷器是恭王府定制瓷器的另一有利证据，是通过辨别该瓷器底部款识是否为奕䜣亲笔所写来认证。于是笔者查阅了奕䜣所写过的碑记、诗文等相关史料，寻找与其相似的字体进行比对，确实发现了几处与该款识相似的笔体。如《重修万寿寺戒坛碑记》中出现的“堂”字，诗文中《次韵照相昆仲连床图》出现的“樂”“道”“人”等字。这些字体不论风格还是体例均与恭王笔记相同。加之奕对“乐道堂”匾额格外偏爱，所以亲自去书写自己的家藏定制堂名款瓷器也应在情理之中。

三、“乐道堂主人制”堂名款瓷器与乐道堂居室的关系：

乐道堂主人制款瓷器是否为恭王府中乐道堂所用？乐道堂居室在历史中的功能定位又是什么？

乐道堂作为恭王府府邸东路最后一进院落的正殿，曾经历经了大学士和珅、庆亲王永璘及恭亲王奕三个历史时期。乐道堂在和珅时期的用途无从考证；在庆亲王永璘时期作为固伦和孝公主下嫁丰绅殷德后的居所，但现在还不清楚当时的室名。2004年对府邸东路修缮时，在乐道堂北卷明间正梁发现贴有乾隆时期凤凰捧牡丹的包袱彩画，这样的规格只有皇家公主才能享用，这一点便可作为府邸东路确为和孝公主府的有利佐证。到恭亲王时期乐道堂是作为奕日常起居之处，据1937年中国营造学社实测图所记，乐道堂正殿面阔五间，进深六间，东西两侧各带一间耳房，均为进深四间。室内由四扇多宝阁和一扇书架（西梢间）分隔为南北两间：靠南侧只有西梢间以书架隔开，其余部分贯通；靠北侧明间东西两侧皆以书架分隔，西次间与西梢间之间亦有分隔但未注明形式，东次间与东梢间贯通，东西两侧皆与耳房相通。

乐道堂作为恭亲王在府中的主要生活场所，必定需要大量陈设和日用工具，景德镇窑厂大量生产的“乐道堂主人制”瓷器，就是恭亲王在恭王府的必用之瓷。

四、对于亲王的用瓷标准、制造资金来源等问题的讨论

（1）所施金彩揭示亲王用瓷标准

将出土的瓷片与整器对比后发现，该瓷片除了器型、胎釉、款识、制作工艺同这对整器一模一样外，只是在纹饰方面比整器多施了一周金彩卷草纹（整器此处为光素）。算上这段纹饰，瓷器上所表现出的金彩就达到了四、五处之多（施彩的具体部位已在上文纹饰中进行描述，此处兹不赘述）。在同一器物上如此大量地使用金彩纹饰，绝非易事，这必定要有足够的财力做支持。由此说明，这样高规格的制品，理应由王府以上等级的亲王所使用。

（2）王府烧制瓷器的资金来源

对于王府制作瓷器的资金来源，《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记载：“清代于官窑之中更有御窑，专备御用而下不敢僭。若官窑，则贵人达官亦得用之，设专官以监督其工，发内帑以支销其用，故所制物品日益精美。”从这段文字中分析，在清代将制瓷的窑厂分为官窑和民窑两种。所谓官窑，是相对民窑而言的。民窑是为平民百姓烧制的日常生活用瓷的窑厂。官窑则是指专门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的皇家御窑厂。那么供统治阶级上层的亲王贵胄们烧制瓷器的窑厂称为什么窑呢？从理论上讲也应归为官窑之列。其原因是自嘉庆十六年（1811年）以后，停止了官窑的生产。致使许多的亲王贵胄只能借助民窑的力量来烧制瓷器，这种官搭民制的做法，称为“官古器户”或“上古器户”。这便是文献中所指的“若官窑，则贵人达官亦得用之”的解释了。既然归属于官窑，就同样享有官窑的“待遇”，于是便同御用瓷器一样，设有专职官员监督烧制。其开销使用国库的钱财来支付，因此烧制出来的瓷器也是精美绝伦、弥足珍贵的。

五、与恭王府有关的其他堂名款瓷器

2013年由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组织召开的清宫史研讨会上，故宫博物院赵聪月副研究员提交一篇名为《故宫藏与恭王府相关的堂名款瓷器》的论文，通过她的考证，证实了在恭王府之前的历任府主中就已经开始烧造定制款瓷器了。笔者认为这篇文章所用资料真实可信，考证细致详实，所以在此直接引用她的观点。

（1）“嘉乐堂制”堂名款瓷器

恭王府中路后殿现在还悬挂着“嘉乐堂”匾额。蓝地金字，无署款，无钤记，福寿纹衬祥云边框。相传这块匾额起初并非挂于此处，而是悬于府邸西路第四进院落的正厅。此时和珅就居住于此，并将居室以此堂号命名。和珅字号嘉乐堂主人，又著有《嘉乐堂诗集》一部。可见他对“嘉乐堂”一名的喜爱之深。由此证明“嘉乐堂制”款瓷器为恭王府和珅定制款旧藏瓷器。

（2）“庆宜堂制”堂名款瓷器

和珅获罪被处死后，嘉庆皇帝便将此府赐予庆亲王永璘。据奕《庆宜堂避暑偶作》诗注：“邸第西斋，颜曰庆宜堂，传闻系庆邸居时旧额”。表明庆宜堂匾额原是挂于府邸西路第四进院落正厅。那便是曾经和珅的居所。由此证实“庆宜堂”匾额是庆亲王永璘居于此地时的堂名。“庆宜堂制”款瓷器应为恭王府永璘定制款旧藏瓷器。

（3）“乐静堂制”堂名款瓷器

源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样式雷图样中记载：“绮春园前春和园，传四中堂旧园，庆郡王旧住，现空闲。”在翻阅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中发现，绘有春和园或庆郡王府园、朗润园的建筑图样有80件。其中四件彩绘图样标明了乐静堂却为春和园一组建筑中的一座。由此证实乐静堂也为庆亲王所用。“乐静堂制”款瓷器为恭王府永璘定制款旧藏瓷器。

六、总结

恭王府定制的“乐道堂主人制”堂名款瓷器，在历史的变迁中，随着这座清代王府逐步衰亡，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然而时异势殊，经过恭王府领导及业务人员近十年的努力，使得尘封了一百余年的恭王府旧藏文物重新回归故里。当它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时间上的久远，而是通过文物更深层次地还原了恭亲王的精神世界、审美情趣及用瓷标准。这些问题都是档案中从未提及过的。我想这就是文物所具有特殊价值和魅力所在。

2013年成功回流的“乐道堂主人制”堂名款瓷器，是继2011年成功回购首件恭王府旧藏——郎窑红荸荠瓶后的又一重要实物。更是为恭王府文物流失100年献上的一份厚礼。然而我们在欢喜之余，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课题研究以及争取恭王府的旧藏文物工作仍然艰巨，我们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