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钮骠

 

    中国戏曲历史悠久，自12世纪宋元时期形成了完整的形态以来，至17世纪，经过了五百年左右的历史进程，到清代有了新的发展。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戏曲文化，格外受到清王朝统治者的青睐。几代皇帝后妃们，除了喜爱这门新兴的戏剧艺术，用来充盈宫廷的文化生活外，也深知戏曲的教化育民作用，可以为他们治国安邦服务。因而，在清代的宫廷文化中，戏曲文化占有了相当的比重。

    清初康熙年间，内廷就曾搬演过《桃花扇》、《长生殿》等时新剧作。并设立了专门掌管内廷戏曲演出活动的机构——南府（在今北京南长街南口路西北京市第六中学处），选入大批民间优秀伶工，教习年轻太监和民籍子弟，以为内廷承应演出。至乾隆年间，规模更加扩大，选入了江南伶工进宫当差，名之“外学”，原习艺太监则称“内学”。内、外学的人数均达千人左右。他们专作宫内祝寿、喜庆、月令、朔望（每逢初一、十五）演出。同时建造了多处演出场所，设有规模不同的大小戏台。至道光七年（1827年）改南府为升平署，仍专管宫内的戏曲演出事务。虽曾一度削减人数，而至慈禧时，又复选入了大批民间伶工进宫演戏和充当教习，宫廷演剧活动益发频繁，进入了高峰时期。前后160余年间，除了遇有国丧期间停止宴乐之外，宫内常年是锣鼓喧阗、笙歌不息，几无停辍。皇帝后妃们观剧，王公大臣均须陪侍左右，史料记：“惟遇令节万寿，内廷传旨演剧，赐王公大臣共入座。”（《清朝野史大观》卷二）在这种氛围的熏染下，王公大臣中对戏曲产生兴趣的与日俱增，嗜戏成风。然而，当时朝廷有严格规定，不准王公大臣到民间戏馆观剧。于是各王府邸出资办起戏班来，培植演艺人才，既供自娱，也在外间出演。于是，办班成一时风尚。如成王府的小祥瑞班，醇王府的安庆班、恩庆班及小恩荣班和肃王府的复出安庆班等都是当时颇有名声的王府班，演唱的多是北方昆戈，出了不少人才。下面着重谈谈恭王府的全福昆腔科班。

 

一

 

    同治十二年（1873年）七月，恭王府也成立了全福昆腔科班。恭亲王奕䜣非常赏识当时的昆坛俊彦、著名旦角伶工杜步云的才艺，与其交好甚厚，遂出资组办科班，命杜氏为领班人，主持一切教务、出演事项。这是京中惟一的一家传习正宗昆腔的科班。

    全福昆腔科班俗称“小学堂”，班址初在宣武门外八角琉璃井，后迁至樱桃斜街，又移李铁拐斜街，最后移至玉皇庙。

    科班延聘的教习都是当时著名的昆曲伶工，有老生陈寿丰（一作寿峰）、小生陈寿彭、丑周阿长、徐阿二、净袁大奎、生姚起山、旦彩福禄等。他们都是授艺兼演出。该班执教的其他师辈皆艺有专工，为传承昆曲剧艺奉献了心力。

    据史料记载，该班师生共为90余名：包括生行16人、小生行10人、占（即旦）行20人、净行16人、丑行等29人。学生头科以“金”字排名，二科以“迎”字排名。科班虽然办了不足二年，而这至关重要的启蒙教育，为学生未来的艺术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75年1月12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穆宗同治帝崩逝，戏班俱遵制停演，全福科班也不例外。恭王府全福科班办学虽历时不满两年，然对昆曲艺术的延续、传承功不可没，在中国剧史中占有不可缺少的一页。

 

二

 

    嘉庆、道光年间以来，各王府除了竞相办班以外，再有就是以过生日、贺喜庆、办满月、作团拜为端，举办大小堂会，汇聚名伶，点演佳剧，以饱眼耳之福，大过观赏之瘾。恭王府在组办堂会戏上，与其他王府相比，有着超乎寻常的举动。信而有征的《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和《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材》两书中，记下了1885年（光绪十一年）和1887年（光绪十三年），恭王府举办的两次堂会戏的戏目单，尤其是后者，萃集了当时京中各大名班的诸大名伶，连演数场，演出剧目达70余出，创当时王府堂会戏规模盛大之先例。

    两次堂会戏所选用的班底，一次是四喜、一次是春台；外串中还有三庆、小荣椿、同春各名班的演员。可以说，将当时剧艺冠绝一时、负有声望的各个行当的顶尖人物都邀集到了，阵容之强大硬整，允称锦上添花，史无前例。如被列入京剧初盛时期的“同光十三绝”中的时小福、余紫云、朱莲芬、杨月楼、张胜奎、谭鑫培六位；老生后三鼎甲（亦称“后三杰”）的汪桂芬、孙菊仙以及“十三绝”中已有的谭鑫培三位都各有戏码儿参演；文武花脸中的佼佼者何桂山、刘永春、穆凤山、钱宝峰、叶中定、黄润甫、金秀山、李连仲、高德禄、李寿山等一位不少；小生中的王楞仙、德珺如、朱素云、陆杏林、顾芷荪；武生中的张淇林、姚增禄、董凤岩；旦行中的陈德霖、余玉琴、杨朵仙、田桐秋（桂凤）、侯俊山（十三旦）及武旦朱文英；文武丑行中的罗寿山、刘七、王长林、高四保、德子杰、张黑等也都到齐了。况且其中包括名声显赫的几位班主，如春台班主俞菊笙、三庆班主杨月楼等。邀请到这些名伶参演，如果主人没有权势、没有财力是万万办不到的。

    演出的剧目也是类别多种多样的，各色齐陈，有唱工戏，如《捉放曹》、《二进宫》、《让成都》；念白戏，如《宫门带》、《八大锤·断臂说书》；三小戏，如《打面缸》、《背凳》、《也是斋》、《小放牛》；昆曲戏，如《火判》、《乔醋》、《三挡》、《山门》等；还有灯彩戏，如《雄黄阵》、《金山寺》、《陈塘关》等；尤其是武戏的比重相当之大。武生有长靠戏，如《挑滑车》、《镇潭州》、《青石洞》；短打戏如《恶虎村》、《蜈蚣岭》；箭衣戏，如《英雄义》、《连环套》；还有武剧的群戏，如《英雄会》、《五人义》、《蔡家庄》、《三侠五义》；文剧的群戏，如《法门寺》、《战宛城》等，真好似京剧各类剧目的大展演。

    这些伶工联袂演唱的这些戏，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舞台上谁也不甘人后，各献拿手好戏，演出最佳水平，形成了良性竞争，使得演出水平节节上升，不同凡响。由此可见，这类堂会戏的演出为演员们提供了竞技场所，对于促进剧艺的传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可以说，这种王府文化活动在客观上起到了穿连宫廷文化与市井文化的纽带作用。它把宫廷的戏曲文化与民间的戏曲文化上下、内外地连接起来了。王府堂会戏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是扩大了受众群，观赏人的范围、阶层、身份都突破了宫中的限制，有了更广泛的看客，而堂会戏的好戏连台、强强阵容，又是在市坊演出中难得组成的。所以堂会戏成为了时尚的热门，人们争相观赏。当然，这些堂会戏的奢华场面，也显现了王府生活的追求奢侈、铺张无度。也正是这些堂会戏的演出市场，给当时的戏曲从业者带来了名利、剧艺双赢的机会。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三

 

    在恭王府，不仅奕䜣这一辈嗜爱戏曲，他的后代，如载滢、溥伟诸人也都是戏曲或曲艺的爱好者。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

    当代京剧、昆曲表演艺术家俞振飞、白云生、叶盛兰的业师、小生名宿程继先，当年与恭王之子载滢友善，经载滢之荐，入恭王府充当戈什哈，赏给五品顶戴，供职多年。以继先小字德儿，府中人皆以德老爷呼之。及至民国后，才离开王府重返歌台，再做冯妇。恭王府人与艺人的关系，可见一斑。

    还有一段关于奕䜣的长孙、人称“小恭王”溥伟的爱戏轶事。题目是“恭王嗜昆剧”，文云：“恭亲王溥伟喜观昆剧，能自唱，其左右亦能和之。每遇小饮微醺，辄歌舞间作，偶倦，即令左右赓续以为乐，曲罢，恒赐以酒。又尝召伶演武剧，忽顾左右曰：'尔曹亦可与之厮打。'众不谙武艺，莫敢应，则力促之，谓当赏百金。时孙菊仙在侧，起而言曰：'君等宜努力，王爷固有人各一锞之赏，或且可得膏药一张也。'王顿悟，令止之。”

    从这段轶事亦可窥见“小恭王”与京剧伶工孙菊仙的关系。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还记述了同、光间，恭王之子贝勒载澂在府中成赏心悦目曲艺票房事。该票房具有八角鼓之全堂，分鼓（大鼓）、溜（相声）、彩（戏法）三类，俱精整，为京城第一之票。澂本人也加入演唱，并应外约。
关于恭王府的戏曲活动，以前没有研究过，这次仅是初步接触，言之极为肤浅，作此抛砖引玉的发言，唤起同好继续深入调查开掘，把这项研究工作开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