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十年代初，谷牧多次来到恭王府修复施工现场视察和现场办公。（图/中国新闻周刊）

 

    贯穿20世纪80年代（我在副总理和国务委员任上）延续到90年代（我任政协副主席及卸任之后）一直到新世纪之初，我为抢救恭王府、改建琉璃厂文化街和建设北京图书馆新馆倾注了不少精力。我曾经为解决恭王府问题，多次召集文化部、北京市、公安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单位开联席会议，一再讲上面提到的几件事是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当然，周总理交代给我的事情并不止这些，我之所以集中谈这三项，主要是都跟文化有关。这使人联想到过去对梁思成保护北京传统建筑的建议重视不够（有的领导人甚至反对），造成了一些遗憾和教训，需要进行修正。就我个人来说，也需要对20世纪60年代提倡“设计革命”进行一些修正。北京图书馆（现改称国家图书馆）位于白石桥西北的新馆是具传统风格的新建筑；琉璃厂文化街因各种原因采用的是以改建的方式恢复传统风貌；而恭王府的抢救和保护则坚持了“修旧如故”的原则。梁思成早就提出对古建筑要“修旧如旧”，同济大学一位建筑学家建议改为“修旧如故”，因旧成什么样，标准难以掌握。这里我着重谈一下恭王府的修复，把这处很有代表性的王府建筑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功夫主要下在理顺各种关系上。从1975年开始，我对恭王府的关注持续了30多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恭王府管委会保存的，记载我多次到恭王府的讲话及主持有关会议的文件，与我部分日记的扼要记载是一致的，这帮我回忆起了抢救恭王府的曲折过程。因有时去恭王府没有通知有关部门领导，所以有部分日记的记载是他们所没有的。

 

    恭王府位于被称为“城中第一佳山水”的什刹海后海北岸西面、今天的柳荫街南段，最初在清朝乾隆时期由富可敌国的大贪官和珅所建。其西路是和坤的住所，东路由乾隆皇帝的女儿和孝公主和额驸丰绅殷德（和坤的儿子）居住，中路为礼仪性建筑。乾隆皇帝死后几天，嘉庆皇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惩办了和珅，并将和宅（和孝公主府除外）赐给与嘉庆皇帝同为孝仪皇后所生的弟弟庆郡王永璘，这里也就成了庆王府。到了咸丰二年（1852），咸丰皇帝又把其赐给恭亲王奕䜣，从此便有了恭王府的名称。民国时期，小恭亲王溥伟将代表恭王府产权的龙票抵押给北京天主教会的西什库教堂，后因溥伟无力还款，产权为教会所得。从1937年到1949年，恭王府成为教会所办的辅仁大学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辅仁大学与京师大合并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恭王府又成为在原辅仁大学艺术系的基础上成立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的校舍，后来又作为中国音乐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多个单位的办公和教学地点。王府中的花园则一度成为公安部的住宿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也在这里办有一个幼儿园，还有一个集体所有制的空调器厂占用了戏楼等部分府中建筑。

 

    1962年，周恩来总理会同一批著名专家视察恭王府，首次提出：要将恭王府保护好，将来有条件时对社会开放。1975年周总理病重时期将此事郑重委托给我。粉碎“四人帮”后，各项工作逐渐拨乱反正，我开始筹备执行周总理交代的这项特殊任务，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我担当起创办经济特区等改革开放的一些重任，但对周总理的托付始终未敢懈怠。

 

    20世纪30年代我在北平左联时常到辅仁大学，作为校园一部分的恭王府宏伟气派的王府建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府中美丽的花园也给了文学青年们许多灵感。所以，我对恭王府的命运也一直是关注的。

 

    1980年初，我组织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联合起草了《关于加强古建筑和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在向下传达的过程中我特别强调了对恭王府的保护。北京市建委于6月11日召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安部行政处、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北京市机械局北京空调器厂及北京市文物局、规划局、园林局等单位开会，宣读国务院文件和我的讲话并进行了讨论。

 

    1980年7月19日，我到现场检査了恭王府古建筑的保护情况，一同前往的有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公安部副部长席国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梦夫及甄宏仁、北京市建委副主任沈勃等同志。在恭王府办公的文研院副院长苏一平和秘书长韩力同志陪同。

 

1980年7月与朱穆之、贺敬之等同志视察恭王府修复工程施工现场

 

    我在当时表示：“越看越有修复的必要，现在一砖一木都不要再破坏了！”并在“多福轩”指出对古藻井彩绘要认真保护，尤其在安装电线、电灯、音响等装置时要特别注意不能破坏原彩绘，并要特别注意防火。在看到空调器厂对戏楼造成的破坏状况时，我说了一句硬话：不管（恭王府）将来开放不开放，戏楼里的人都要搬迁出去。

 

    在这次检查中，我要求北京市建委的沈勃同志给空调器厂安排一个适当的搬迁地方，并要求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李梦夫和公安部的席国光同志就居住在恭王府内的几十家干部的搬迁问题于8月份拿出一个搬迁方案。

 

    7月24日，文化部行文报请批准迁出恭王府的中国音乐学院首批基建用地2.5万平方米，文学艺术研究院基建用地2.5万平方米，投资约需1500万元（不包括拆迁费用）。

 

    我考虑虽然1976年之后百废待兴，但文化系统是重灾区，特别是恭王府如不及时抢救，不但无法实现周总理遗愿，对后代也无法交代，特请当时主管财政的姚依林副总理给予支持。

 

    1981年12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对我当年9月召开的恭王府搬迁会议所提出的要求作出答复：“北京市开发公司按照原订合同，从劲松统建宿舍中今年拨给公安部1600平方米，明年上半年拨给尚欠的1100平方米。”“公安部搬迁恭王府住户的建房地皮，经市规划局努力，从劲松小区南边拨给一块农田。由市建委、规划局负责组织使用这块农田的有关单位共同办理征地的有关手续，待市人民政府批准拨地以后，共同组织开发。”“北京市空调器厂已于11月26日搬出恭王府，临时在墙外马路上搭了部分木板房和堆放了一些物资……”为保护恭王府的搬迁工作终于启动了。

 

    1982年2月13日，我在中南海第二会议室听取了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建委综合局、北京市政府、市建委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关于修复恭王府、改建琉璃厂文化街进展情况的汇编。参加这次汇报会的还有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国务院副秘书长袁晋修、公安部副部长凌云、文化部副部长仲秋元、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等同志。当谈到公安部动员一户搬迁，没有十次八次不行时，我很严肃地指出：统建房子大家都能住，公安部门是政治性、纪律性最强的部门，恭王府是国内外瞩目的我国古建筑，我们有责任把它维护好，有了房子还不搬，不搬的理由又站不住，因此，必须在3月15日前，先搬出10户。公安部副部长凌云表示，一定完成任务。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也当即表示，如房屋质量有问题，由他负责修好。会上我还驳回了空调器厂17万补偿的要求。根据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原则，让张百发同志负责尽快办理空调器厂与恭王府的交接。他当即表示：立即照办。

    1982年3月，文化部《关于恭王府修复工程的请示报告》提出：“抓紧办好接收北京市属北京空调器厂和公安部占用房屋园地的移交工作，接一间、管一间、修一间。以文化部为主，邀请古建筑、规划、设计、文物、红学、园林等有关方面的领导、专家，组成修复恭王府管理委员会。”这标志着全面保护和利用恭王府的工作拉开了序幕。

 

    1984年3月，文化部恭王府修复管理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条例及政府其他有关政策，拟订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恭王府保护管理细则（草案）》。我在该文件上批示：“此件很好，我同意。”不久，该《管理细则》公布施行。恭王府的保护工作开始走入了正轨。

 

    1986年5月18日我又到了恭王府，同行的有文化部副部长宋木文、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白鹰、公安部计财局长王学春等同志。我在那里开的会上表示：1975年周总理指示修复恭王府，经过多次会议讨论、研究才决定下来。恭王府是北京现存最好的王府，据说是曹雪芹写《红楼梦》取材最重要的场景。至于修复后将来如何使用，暂且不提，我们现在的想法是要把恭王府早日修复起来，保留好。因此要下决心让住在里头的所有人搬迁出去。今天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公安部什么时候能搬完？文化部怎么困难也不能搬进去，公安部搬出去，你们搬进去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会上，我要求公安部6月底搬完最好，最迟7月底搬完，不能再讲价钱。文化部宋木文副部长表示恭王府修复管理处由部直接掌握，谁再搬进去，谷牧同志拿我是问。

 

    然而虽然我一再督促，具体负责的同志也一再打保票，但因为搬迁工作牵扯面宽，许多具体问题复杂，进度并不理想。

    1990年5月11日，北京市政协城建委员会、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向中央递交了《关于迅速腾退恭王府和加强管理工作的呼吁书》，李铁映同志批示：“请所属单位从大局出发，积极给予支持。”

 

    1995年4月22日，我再次到恭王府了解修复搬迁情况。我追问：“恭王府是个历史很长，很有名的园子吧？是与《红楼梦》大观园有些联系吧？既然如此，还有什么理由不搬走呢？不是讲好的吗？”了解了一些具体情况后，我说：“搬迁工作不理想，关键是没有人逼，没有人逼怎么会有人搬呢？”当有人汇报说按比较乐观的搬迁进度，1997年大部分单位可以搬出恭王府，我对这类保票和所谓乐观估计有点不太相信了，感慨道：“看来我是见不到恭王府修好的那一天了。”

    不久，记者张宝瑞的文章《北京恭王府的修复搬迁问题亟待解决》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3150期发表。我在该件题头上批示：“瑞环同志：我过去过问过这件事。恭王府是不能破坏的，请再指定人管一下这件事如何。”两天后，瑞环批给尉健行、罗干、刘忠德同志：“我也过问几次，并提出过意见，望你们关注一下。”

 

    1999、2000年李岚清同志曾两次到恭王府视察，并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进一步推动了恭王府的搬迁工作。

 

    2001年3月18日，我在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同志的陪同下再一次来到恭王府。当管理处负责人吴杰同志介绍到（原被工厂占用的）大戏楼，提到我过去提的严格要求时，我插话说：“今后还应更加严格，占用恭王府的单位搬迁不能讲条件，我们必须对历史、对子孙后代负责。”他们汇报到艺研院新址建设将于今年年底竣工，届时艺研院将从恭王府彻底迁出，恭王府将近80%的面积将被收回，修复工作即可开始时，我高兴地说：“这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不仅要搬迁好，而且要修好、开放好。”对于一些遗留问题，我对汪光焘同志讲：“不管归谁管，占用恭王府的单位的搬迁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了，保护文物是不能讲条件的。占用恭王府的单位搬迁十几年还没有搬完，这样说不过去。汪光焘，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想办法，三年完成附中的搬迁工作，有困难你可以找我，恭王府的问题看样子没人管不行，我要管！管到底！汪光焘，你能不能完成任务？”汪光焘同志答：“一定想办法完成谷牧同志交给的任务”。离开恭王府的时候我又再次强调：“汪光焘同志，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三年内完成附中、公安部6户居民的搬迁及府墙外违章建筑的拆除，你一定要办、你能够办到的事情就大胆地去办，不要来找我；你如有困难可以直接找我，我找他们去。必须站在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来认识，切实保护好文物。”

 

    2003年11月5日，我和李岚清同志相约一起来到恭王府，同行的还有文化部副部长赵维绥、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北京市副市长张茅等同志。这时搬迁工作已基本完成，我们主要是谈“修旧如故”及如何在三年内完成修复和开放工作等问题。

    当我谈到是受周总理的托付，多年来一直关注恭王府的搬迁、修复和开放工作时，李岚清同志说：“谷牧同志受周总理的委托，我是受谷牧同志的委托，抓了5年恭王府的工作。”

 

与李岚清同志在恭王府听取修复工作的汇报

    恭王府管理中心谷长江同志汇报了有关文物的征集情况，并谈到恭王府有一批文物1905年流失到日本。我说：“花些钱也要买回来，这是我们祖先留下的遗产。”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当即表示：“我们文物局出钱帮助征集这批文物。”

 

    恭王府总算比较完整地保护下来了。现在已对外开放，终于了却了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当然，这与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和通力协作是分不开的。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梁思成先生创办和领导的营造学社，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曾绘下了恭王府大量古建筑的结构图，为这座比较完整地得到保留的清代王府建筑（按修旧如故原则）的整修提供了重要依据。当从报纸上看到来自海峡对岸的连战、宋楚瑜参观了恭玉府后都给予很高评价，我感到非常欣慰。

 

    10年前我曾为画册《中国建筑四十年》题词：“美的建筑是人类智慧和创造精神的丰碑，她是无声的音乐、无言的史诗。”恭王府的古建筑正是无声的音乐、无言的史诗。后来我看到梁思成、林徽因教授也有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对于建筑审美者来说“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他们写道：“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鉴赏者一种特殊的性灵的融合、神志的感触……”我之所以能把保护恭王府的事情一抓到底，除了周总理的嘱托，除了对洋务运动掌舵人恭亲王奕䜣的尊敬，置身于这古建筑群中，那种“性灵的融合”、“神志的感触”也常常给予我动力。

   今天的恭王府，国家和人民成了它新的主人，在这座古建筑所凝聚和延续的史诗中，我们人民共和国的部分干部、专家和维修工人也留下了一段可以让后人骄傲的新的篇章！而我们的后代置身其中，也可展开与今人、古人的对话。

 

（发表于《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