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什刹海西岸的恭王府，其前身曾是清乾隆朝宠臣和珅、皇十七子庆亲王永璘的宅第，咸丰二年（1852）道光帝六子和硕恭亲王奕䜣入住，由此得名。奕䜣凭借其天潢贵胄的显赫出身及位高权重的社会地位，数十年间在这座王府之中，搜集、积累、流转的历代名家法书、画作难以计数。这其中就包括了一幅在中国书法史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被世人誉为“中华第一帖”的《平复帖》。下面笔者就向大家讲述一段关于《平复帖》与恭王府间的故事。
《平复帖》相传为西晋书法家陆机所作。该帖共9行84字，似是用劲健的短锋硬毫秃笔写于麻纸之上，书写行笔圆浑厚朴，字形结构随意洒脱，布局疏密有致，通篇散发出一种古雅的气息。国学大师启功先生在《论书绝句》中称赞：“平复无惭数墨皇”，并且启功先生还凭借其广博的学识和对书法的精通，完整地释读了《平复帖》全文。他在《启功丛稿》中的释文如下：“彦先羸察，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承使唯男，幸为复失前忧耳。吴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尽。临西复来，威仪详。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思识量之迈前，势所恒有，宜称之。夏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如此煊赫巨迹，不仅是中国书法史上传世年代最为久远的书法墨迹，同时也是后人研究文字和书体变迁的重要实物依据。那么像《平复帖》这样的“国之重宝”是如何同恭王府结下不解之缘的呢？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就要从它那充满传奇色彩的递藏经历说起。
自西晋以来的1700多年间，《平复帖》辗转珍藏于皇宫、贵族及大收藏家的密室之中，历代的收藏者和经眼者为了证明自己拥有或见过这件绝世无双的墨宝，他们在仅有手帕般大小的《平复帖》周围钤有各式印记七十余方，来记录自己经手过眼的幸运，犹如一部用红色印泥写成的收藏简史。近代文物大家王世襄先生对此有着相当缜密的考证。在他所写的《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中记载：最早的一方印记为唐末鉴赏家殷浩所钤；该帖大约在宋徽宗时期进入宋御府，赵佶在卷中盖了“双龙”、“政和”、“宣和”等玺；明朝崇祯进士、顺治初降清，官至保和殿大学士的梁清标在卷中钤盖了多方收藏印记；之后《平复帖》归安岐所有，并在卷中盖有收藏印如“安仪周家珍藏”、“安氏议周书画之章”；从安岐家流出后，入清内府，藏于高宗母亲孝圣皇太后手中，待皇太后崩后以遗念的方式赐给了成亲王永瑆；到了光绪年间归到成亲王后人载治手中，光绪六年（1880），贝勒载治去世，留下了两个只有几岁的儿子溥倫和溥侗，光绪帝委派恭亲王奕䜣代管治贝勒府事务。奕䜣深知《平复帖》的重要价值，便以载治二子年幼，不能妥善管理重宝为由，于光绪七年（1881）将《平复帖》携至恭王府，由代管而据有，自此《平复帖》入藏恭王府。
《平复帖》在恭王府究竟珍藏于何处，其室名又叫什么呢？在揭晓这个答案前，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平复帖》在入府前，其珍藏之地的情况。明清时期，将私人住所或书房用来储藏珍贵书画，并取书画的署名作为室名斋号的现象，已蔚然成风。《平复帖》作为“墨皇重宝”，历来受到世人所景仰，而能够将其拥有，更是可遇而不可求。所以历代的藏家在得到这件重宝时，便纷纷因此而起室名，以此来彰显自己在收藏界的名望与地位。如崇祯元年（1628），张丑买到《平复帖》，取室名为“真晋斋”；成亲王永瑆获得《平复帖》后，取室名为“诒晋斋”；载治继承《平复帖》后，取室名为“秘晋斋”。而证明《平复帖》入藏恭王府后，确切的珍藏地点及其室名最直接的证据，便是该贴后由奕䜣之孙溥伟于宣统庚戌夏日（1910）亲笔书写的一段跋文。文曰：“伟所藏晋唐以来名迹百二十种，以此帖为最，谨以锡晋名斋，用志古欢。”这段文字清楚地告诉了我们，珍藏《平复帖》及其他宏富藏品的地方，是一处名为“锡晋斋”的殿堂。
锡晋斋位于恭王府西路后院，和珅时期，称为“嘉乐堂”，庆亲王时期，又称为“庆宜堂”，而锡晋斋之名则出现时间相对较晚。据奕䜣所著诗集《萃锦吟》中一篇名为《庆宜堂避暑偶作》的诗文，其第一句后面括注，“邸第西，斋颜曰庆宜堂，传闻系庆邸居时旧额”。该诗文的创作时间为丁亥夏日，丁亥为光绪十三年（1887）。说明奕䜣在位时依旧沿用了庆王时期的旧名，仍称为“庆宜堂”。锡晋斋之名则是溥伟承袭恭亲王爵位后，重新所起的室名。据国家鉴定委员会委员薛永年教授分析：“锡”在古代等同于“赐”，“锡晋”意思是这卷平复帖最早是来自于成亲王所得到的赏赐。在《平复帖》拖尾部溥伟的跋文下面，钤盖有两方印有“恭亲王、锡晋斋”印文的印章。经考证，这是枚双面印章，是溥伟为其鉴赏《平复帖》而专门镌刻的。这枚印章辗转被与恭王家族有着姻亲关系的启功先生所珍藏，并于2015年由其内侄张景怀先生捐赠给了恭王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全面爆发，延续了两百余年的满清帝制被彻底推翻。但以溥伟为首的清室宗亲并未罢休，于1912年1月组建宗社党，决心与袁世凯政府抗争到底。溥伟更是用“毁家以纾国难”的方式，将家中除书画以外的古董珍玩全部售出，筹集大量资金，作为讨伐袁世凯以及长期用于复辟的活动经费。这一做法激怒了袁世凯及其同党，他们利用威胁恫吓和杀害宗社党成员等手段，迫使恭亲王溥伟于1912年2月初仓皇出逃，开始了他一生的转蓬岁月，至死都再没能回到恭王府。而《平复帖》则由其同父异母的二弟溥儒（字心畬）所珍藏。
溥儒对于《平复帖》更是极为的爱惜，平时绝不轻易示人。这在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写于《平复帖》后的长篇跋文中可略知一二。文曰：“余与心畬王孙昆季缔交垂二十年，花晨月夕，觞咏盘桓，邸中所藏名书古画，如韩幹蕃马图，怀素书苦笋帖，鲁公书告身，温日观蒲桃，号为名品，咸得寓目，独此帖秘惜未以相示。”然而到了此时，恭王府已是家道中落，境况大不如前。为了供养府中庞大的日常开销，溥儒不得不以变卖祖传书画的方式来维持生计。譬如1936年他就将家藏的唐代韩干作品《照夜白图》卖于他人，后流于海外。而此时的《平复帖》由于名气大价格高昂，暂且尚在恭王府中。1937年溥儒母亲离世，为了筹集治丧款项，溥儒便以四万元的价格将《平复帖》转让给了有着民国四公子之一称号的张伯驹先生。张先生是在1930年代初湖北一次赈灾书画会上见到的《平复帖》。再后来张先生便听说了溥儒将《照夜白图》卖到海外的消息，使他万分痛心。他深恐《平复帖》重蹈其覆辙，就委托琉璃厂一家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但溥儒索价20万元，让他无力承担。1937张伯驹应故宫博物院之邀来京鉴定古代书画，于春节前夕，听得溥儒母亲病故急需用钱，他便请来了傅增湘先生作中间人，几经议价后，张伯驹最终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平复帖》。至此，素有“法帖之祖”美誉的《平复帖》离开了恭王府。而张伯驹、潘素夫妇于1956年初，无私地将该帖捐献给了国家，这件流传坎坷的稀世珍宝最终入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使得更多的人可以领略它那“凤翥龙蟠”的风采。
《平复帖》与恭王府结缘，不过只有短短的五十余年。然而它在这座王府中所发挥的作用却不容小觑，它不仅是恭亲王家族研习中国古代书法内涵的实物资料，更是作为魏晋风度与书学法脉传承的精神凝结所在，通过《平复帖》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恭王府及其背后的故事。
（孟庆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