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府的正殿按大清会典的规定必须放置宝座。那么恭王府宝座是从哪里来的呢？笔者将从两方面说明这个问题：

一、皇帝赐予。据《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奕訢秘档》记载：咸丰二年三月二十九日（1852年5月17日），咸丰皇帝赏赐恭亲王奕訢安府用木器，“旨将紫檀木宝椅一张，紫檀木纹榻一张，紫檀木宫椅十张，著传添补垫子送至恭府。钦此”。这份清宫造办处活计清档中的“紫檀木宝椅一张”应即为宝座。此后不久即四月二十日（1852年6月7日）咸丰帝再次下旨，赐给恭亲王紫檀家具47件、黄花黎家具4件、楠木家具1件、金漆家具4件、黑漆描金家具1件、洋漆描金家具2件、文竹家具1件、红雕漆家具1件，共计61件。由于这批家具全部为清宫旧用（咸丰皇帝前任或者前几任皇帝使用过的），故难免有破损之处，咸丰皇帝特旨：“以上木雕活并玉镶嵌钢面叶合扇套筒均有不全之处，相应找补齐整，见新为此”。这些历史档案证实恭王府确有紫檀宝座，来源于皇帝恩赐。

二、王府自做。据清宗室后裔载涛、恽宝惠在回忆录《清末贵族之生活》中所记：“（王府）各屋皆有靠背椅，两边有拐栏，或镶螺钿，或于后背镶大理石蕊，或雕花枝，以上木器大多数用花黎、紫檀或硬木（即南方所谓的红木），若用柴木者，则群嗤其寒俭矣！”这说明王府的大部分家具还是自己制作，但贵重的木材除自己购置外，还可申请皇宫拨给。咸丰二年三月初九日（1852年4月27日），清宫档案记载拨给恭王府“所需楠木板一百九十六块，内长六尺八寸……”虽然未见确切记载恭王府曾自做宝座，但偌大恭王府中绝不可能仅有咸丰二年皇帝所赐的两张宝座，因宝座除正殿使用之外，王府中的大戏楼、书房、客厅等处均有可能摆放并使用宝座。

目前已知恭王府旧藏家具成批流失的共两批。一批在北京戒台寺，共计64件，一批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计33件。北京戒台寺收藏的恭王府家具是在1884年恭亲王奕訢被慈皇太后禧撤销一切职务后，奕訢借养疾为由，避开政治漩涡，隐居戒台寺时带去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恭王府家具是1983年经一位至今也不知其名的收藏家以台湾东吴大学的名义卖给故宫，所得款项全部捐给东吴大学。台北故宫由社会征集的这批家具全部为清宫造办处制作的紫檀、黄花黎家具，经与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所藏紫檀宝座比对，制作年代、材质使用、纹饰风格等方面大体一致，这说明中贸圣佳所藏宝座与台北故宫所藏宝座应为同历史时期的文物。

宝座铭文的目鉴

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所征集宝座的靠背素板正中阴刻隶书铭文一段，全文曰：“民国四年仲秋，余自江夏入京，与友人凤溪先生晤于东兴楼饭庄。先生素知余之所好，无非尺木寸简，而为引见此器，悉其为恭亲王府旧物也，余嘱凤溪先生以重金求之。未复。辗转十数日，终得之矣！欣慰有余，铭此文记之。江夏陆羽平”。这篇铭文简炼而生动地记述了1915年陆羽平从武汉到北京购得这件宝座的全过程。从铭文阴刻的氧化程度鉴别，无人为作旧痕迹，色浆自然，完全排除近期后刻之嫌。综合以上因素，该铭文雕刻时间与其内容所述年代应该一致。在珍贵而稀见的清宫紫檀宝座上洋洋洒洒地雕刻94字的长篇铭文，如果仅仅为了说明该宝座出自恭王府，似乎有添足之疑。因为宝座出自清宫远比出自恭王府更具价值。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购藏者并非以此获巨利而愚弄人，只是记录了亲历者对宝座出处的确认以及购藏后的莫大欣慰，也为清宫家具的流传增添了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