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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几位晚清王府中的女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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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恭王府 更新时间: 2015-07-03

 

    清代王府中的女主人是指清朝亲王、郡王及亲王世子之妻,她们有正、侧、庶之分。《清会典.宗人府》规定:“凡福晋夫人之号,各视其夫之爵以为差。亲王正室封亲王福晋,世子正室封世子福晋,郡王正室封郡王福晋。亲王封侧福晋四人,世子、郡王封侧福晋三人。” 规定之外的则称为庶福晋。因此福晋是对第一夫人称呼,是正室,侧福晋则是偏房。福晋和侧福晋都是由礼部册封的,有朝廷定制的冠服。而庶福晋则地位较低,相当于民间百姓的婢妾,不入册,也没有冠服。庶福晋只是别人对她们的客气称呼。一般来说,清代王爷除一位福晋外,都会有多个侧福晋或庶福晋,她们是王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对王府的稳定生活,甚至对王府之外的政治、外交都有一定影响,只是因为女性角色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受到忽略,她们的地位和作用也很少有人提及,本文即希望通过对一些零星史料的收集整理,还原这些女性的本来面貌,使大家对清代王府女主人的真实生活有所认知。


    喀拉沁亲王府中的福晋—善坤


    在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有一座远近闻名的王爷府。这座王府始建于清朝康熙18年,是中国现存建成年代最早,规模等级最高,保存最完好的蒙古亲王府,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其历代府主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重臣者勒蔑的后代。据史料记载,后金时,者勒蔑第十四代孙苏布地以足智多谋、英勇善战而名震漠南。顺治七年(1650年)苏布地之子晋贝勒,康熙七年(1668年)第三任札萨克班达尔沙晋多罗杜棱郡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第八任札萨克啦特纳锡第晋亲王品级。为加强满蒙关系,清廷与喀拉沁蒙古王早在康熙年间就开始了联姻。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皇帝第五女儿和硕端静公主下嫁第五任札萨克噶勒藏。第十三代王旺都特那木济勒,娶皇家礼亲王之妹为福晋;最后一位亲王,即第十四代王贡桑诺尔布则迎娶皇家肃亲王之妹为福晋,即善坤。


    善坤,其父是第九代肃良亲王隆懃,其兄为第十代肃忠亲王善耆,光绪十三年(1887年),由礼亲王世铎保媒,16岁的善坤与15岁的贡桑诺尔布成婚,婚后两年,17岁的贡桑诺尔布世袭蒙古亲王位,可以说善坤是一位一生都生活在清代王府的女主人。


    因受资料限制,对善坤婚前生活的了解几乎为零,但对其婚后的生活还是能找到一些依据。据吴恩和、邢复礼所著的《贡桑诺尔布》一文记载:“贡王婚后生活并不十分美满,这位肃亲王的女儿,自认为是郡主下嫁,骄纵非常。对贡王视如草芥,不只是毫无尊敬,有时还橫加凌辱。一切行动都要秉承她的旨意。贡王内心虽然不满,但慑于阃威,敢怒不敢言”。夫妻感情最交恶的时候是在婚后一年,善坤生一男孩,产下之后当即死亡。据大夫说,这是因为福晋吸食白面,致使婴儿中毒死亡,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怀孕。贡王本来就对善坤吸食毒品不满,这下更加气愤,两人大吵一架之后即长期分居。二人关系缓和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以后。在善坤之兄善耆的力保之下,思想激进,曾与变法派梁启超、谭嗣同交情深厚,来往频繁的贡王不但没有被慈禧太后治罪,还恩赏有加。贡王因之对妻兄的援手之德十分感激。同时善耆也趁妹妹回京省亲之机,对妹妹严加责备,晓之以理,使善坤有所悔悟,于是夫妻关系大为改善。有了这些感情基础,日后善坤能够全力支持贡王兴办女学堂也就顺理成章,而这件事,则成为善坤一生中最值得称赞的亮点!


    年轻的贡王有理想,有激情,虽身处清朝末世,却饱含振兴祖国与朝廷的热情,并一直在努力探寻救国之道。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贡王约同御前大臣喀尔喀亲王那彦图的长子祺成武、肃亲王善耆的长子宪章等,带着几个随从,背着清朝政府,秘密搭乘日本邮船从天津东渡日本考察。在日本期间,贡桑诺尔布参观了在大阪举行的第五次劝业博览会,考察了日本的工业、教育、军备等情况,受到了日本首相大隈伯爵及其他阁僚的接待,还结识了许多日本朝野社会名流,如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中将、日本东京实践女子学校校长下田歌子等,与他们分别讨论了练兵、兴学、办实业问题,受到了很大启发。他在《博览会志游日本客中》的诗中叹道:“扶桑本海隅,事事争前驱,地大物博者,何以反较输。”又写道:“愤发本天性,好取他人镜,莫事空羡叹,凡事始争竞。”回国后,即在旗内力推政治维新,办武学堂、女学堂,兴办各种实业,喀喇沁右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毓正女学堂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兴办起来的,这是蒙古地区第一所新式女子学堂,开蒙古地区女子教育之先河。1903年12月28日(农历十一月初十),学堂举行开学典礼,"毓正学堂"之名由贡王亲自撰写,"毓"者育也。

    在日本陆军次长福岛中将的推荐下,贡桑诺尔布从上海务本女学堂聘请日本女教师河原操子于十一月初三(12月21日)来到喀喇沁右旗王府帮助筹办女子学校。贡桑诺尔 布改修“燕贻堂”为校址,十一月初十(12月28日),毓正女学堂举行开学典礼。贡桑诺尔布和福晋善坤及王府官员、地方绅士200多人参加了开学典礼。


    毓正女学堂开学之初,只招到24名学生,多数是王公贵族的女儿和王府侍女,为扩大影响力,贡桑诺尔布让自己的妹妹兰珍也到学堂就读。


    一些旧派人物为反对贡桑诺尔布办女学,造了许多谣言,什么“王爷要选五百童男童女送往日本还债”、“王爷要招一百名小姑娘送往日本”等。送住日本干什么?有的说“日本人要吃”,有的说“把骨头取出来做肥皂”,还有的说要将她们“挖目剖心,用做照相材料”等等。据《蒙古纪闻》载,当时,“喀喇沁右旗东南半边一时摇动,倒房卖地,欲向北方逃避。该王闻信,派员前往开导并禁彼出境,去使至‘甘珠苏穆庙’拦阻,追回者约八百余户。其由他路出走者皆未能追回,尚有五百余户之多。”


    此时,福晋善坤的支持对女学堂的创办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她的特殊身份和身体力行,使得很多旗民打消了疑虑,并懂得了女孩获得教育的重要性。


    开学第一天,福晋就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通俗易懂的演说,其白话本意思如下:男子和女子本来是平等的人,但我国却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是对的,一般不求学是极普通的。但是大家想想看,作为一个人,假若不学习的话,得不到知识,没有见解,不是成了一个没用的人,白活一辈子吗?男女本来应当是平等的,之所以男的高贵女人卑贱的原因,就是由于学习与不学习所造成的。


    凡是男子,有符合男子份内应作的事业;女子,有合乎女子身份的事业。关于国家的事,男子应专心尽力地去做,家里的工作主要属于女子的责任。假如女子没有学问,又缺乏才能的话,男子就不得不兼做家里的工作,其结果就要耽误属于男子份内的国家事业。因此,去年冬季设立了崇正学堂,今年夏天设立了守正武学堂,现在为女子又开设了毓正学堂。然而,不懂这些道理的人们,说什么设立这些学堂不经济啦,什么白受累啦等,好像做了多余的事情似的进行反对。至于世界各国的兴盛与蒙古的衰弱是由学与不学给区分开的,这一点他们还没有察觉到。


    女子教育是非常紧迫而重要的。女子结婚后,成为一家的主妇,要处理家务和教育子女,哪一样都需要知识。所以各国都在发展女子教育,甚至普及到了没有一个文盲的程度,连我国的男子也不及他们女子进步。这些事情在短时间内是很难详细说明的,但总的说来学习文化是获得各种知识的根本。一切礼貌、举止、言谈等对女子来说也是极重要的。把这两方面的事情细致地加以分析研究,通过学堂来完成的话,蒙古的妇女们也能和各国妇女一样会进步的。


    这次河原先生不远数千里,来到了我们这里,大家要听从老师的教导,努力学习,不要虎头蛇尾,要始终贯彻下去。只有这样,从事建校官员的劳累,王爷和我的一片苦心才不算白费,我们再也没有比这更满足的了。

    随后福晋善坤亲自主持校务,河原操子为总教习,聘巴图敖其尔(汉名伊宪斋)为蒙汉文总教习,喀喇沁中旗宁姓女子为蒙文教员,又由北京聘请状元徐郙的第八女张夫人(从夫姓)为汉文教员,河原操子教日语、算术、手工、图画、音乐、体育等课程。


    毓正女学堂的课程设置有:蒙文、汉文、日文、历史、地理、算术、修身、博物、卫生、生理、图画、音乐、体育、裁缝、家政等。为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根据河原操子的提议,学堂还举办了同窗会、游园会,寓教于乐,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善坤主持校务期间,与河原操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河原操子的眼里,当时“王妃一直爱慕进步和文明,为了进步和文明,为了使旗内人民幸福,她认为必须吸取先进国家的文明,因而她的家庭日常工作,样样都要改善与革新,但受到他人的劝说和压迫时,不管事情的好坏,给予拒绝和反驳是常事,这是她性格刚强,头脑明敏的原故”。


    从这一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善坤是一个通情达理,富有一定事业心的女人。的确,这一时期的善坤思想境界开放,对事情有自己的见解,也正因为此,在河原操子聘任期满要奉命回国时,才能给河原的上司写出一封言辞诚恳的挽留信,从而使河原女士又在喀喇沁府留教四年之久。信的原文如下:下田歌子女士,拜启,久闻芳名,恨未识荆,敝地教化未兴,人民顽陋,女学尤所未耕,去年曾创办学堂以开风气,惟师范难求,幸令徒河原史士具此热心,不以寒苦肯来教授,感佩之至,兹未年余而进步之速实同意外,将来敝地妇女之输入文明,无非出自先生也。惟去冬契约暂定一年,今将期与女史续约多处数年俾得教化普及地方,幸甚!尚望函致女史请其多处,不胜盼甚。再前承厚拜谢,久慕芳名未知何日拜识也,专此敬请文安。


    随着毓正女学堂入学学生数量的日益增多,越来越严重的现实问题也呈现出来,首先就是经费的严重不足。因为授课,吃住,甚至交通都实行免费制,日益庞大的开支已喀喇沁王府财力捉襟见肘,一些人主张解散学堂,或削减一切开支,实行收费教育,但贡王坚决不同意。他把自己历年积攒的俸银三千余两交由支局开支,又把府内珍藏的珍宝、古董、字画等拿到北平变卖,一齐投入学堂。然而杯水车薪,没有国家的资金支持,依然无济于事。善坤在贡王的劝说下,也忍痛把私房银子二千两和金银拿出变卖,所得一并捐助办学,最后把王府所属的汤土沟、孟干沟都放垦,所得全部用以办学,才使得学校能够继续办下去。


    而此时,善坤的思想也已经发生了变化。看到王府因倾囊办学而内里空空,她开始心灰意冷,对学校热情锐减。身处内忧外患的大环境下的王府女主人,在这种情况下排斥投资学校,担忧王府和今后的生活是可以理解的。另据汪国钧《蒙古纪闻》所述,善坤管理学校事务时,“每向学生探问各村人家家务事体,遇有品行端庄者,答言不知,福晋恨恨,谓此生不服也;其有饶舌之学生,则各家中事无巨细,有问必对,且添词饰足,无微不至,谓此生伶俐可以造就,奖赏纷纷。后成习惯,学生效尤,品行低落,或有以此技陷害复仇者不知凡几,各村人等至有不敢呼吸之虞。女学生身体不和,且考试之时,各生品行点数,不依教员评定,已经缮就之成绩表,呈到福晋处,依福晋爱恶加减其品行点数。致使学生志气沮丧。至光绪三十年以后,有两考期之成绩表皆于福晋处留中不发,经王爷催之再三,始终未曾发出。这些不当行为,当与善坤的个人局限有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贡王进京供职,福晋随同进京,毓正女学堂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经费亦无着落,随后渐渐停办取消。至此,毓正女学堂共办了6年。


    善坤当时对事业如此,在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上也日渐紧张,平时总是唠唠叨叨,埋怨贡王办学,使府内经济亏空,几次向贡王索要私房银子和其金银首饰,并且和二奶奶(贡王侧室)鲍金花不断发生口角。贡王侧室鲍金花是海堂川一户大姓人家的闺女,和贡王生母以姑侄辈相称,在王府内派女差,性格温顺,经贡王生母做主,给贡王做了侧室,生了两个女儿。善坤开始对侧室生的两个女儿爱若已出,在此时也开始讨厌有加,对善坤不安于室,贡王和其侧室只好忍气呑声。善坤自光绪三十四年回京后,多数时间都住在肃亲王府。贡王在民国元年(1912年)就任蒙藏事务局总裁,其侧室留在喀喇沁王府侍奉其生母,善坤始肯住进北平喀喇沁王府。辛亥革命推翻清廷统治,清宗室皆成丧家之犬,善耆秘密与日本人勾结,组织“复兴社”,对此贡王不以为然,肃亲王见贡王已过四十,尚无子嗣,就劝善坤搞好与贡王的关系,善坤把自己的一个侍女嫁与贡王做了侧室,但这个姓白叫季儿的侧室和贡王共同生活了两年多,就因生女儿被善坤折磨而死,其女儿就是远嫁新疆土尔扈特部汗王楚克扎布的乌静彬,善坤又请媒婆上门,让挑些良家妇女,有宜男之相者娶之。一日,媒婆领来了十个姑娘,其中一个长得最丑的苗姓姑娘被留下,苗姓姑娘之父是北平菜农,这个苗姓侧室给贡王生了两个儿子,长子笃多博,次子笃多吉。此时的贡王,虽有两项俸银(一为蒙藏事务局总裁,一为喀喇沁右旗札萨克),但大都被善坤装进腰包,道胜、正金两银行的债务像两座大山压在贡王头上,这些因为学堂所欠债务本可转向喀喇沁旗,向旗民摊派,但贡王宁愿自己做难,不愿让旗民负担,生活一直困苦。善坤利用贡王俸银做买卖,因其不善经营,经常被人哄骗,生活也远不如肃亲王府得势之时。贡王于1930年逝世,时年59岁。善坤于1934年去世,时年64岁。


    在大众的普遍认识中,生为王府的女主人,地位尊贵,锦衣玉食,一定十分幸福。但其实并不尽然,如善坤的一生,因为时代的巨变,也因为客观的生长环境,使得她本人有许多局限,很难说她的一生是顺遂幸福的,能够全力协助丈夫在蒙古那样偏远的地方兴办女学,当然也就是她一生所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了,虽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女学堂并没有坚持下来,但毕竟很多女子由此得到了教育,女性意识觉醒,对整个社会推动女性地位提高必定起到了一定作用。

(周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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