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陈垣校长诞辰130周年
作者：恭王府志愿者 李振生
说到北京什刹海旁恭王府的历史，人们都会想到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建筑史界前辈单士元先生撰写的《恭王府沿革考略》；该文发表在1938年12月辅仁大学主办的《辅仁学志》第7卷一、二期合刊，它引据《清实录》、《内务府档案》、《奏销档》以及清人笔记等史料，经考证认定，恭王府的前身是庆王府，庆王府的前身是乾隆朝和珅宅，和珅宅再往前虽然有诸多说法，但因“文献无征，殊难置信，仅属闾巷传闻，聊资谈助而已”。单士元“考略”（《恭王府沿革考略》的简称，以下皆称“考略”）一文发表不久，由中国学者陈鸿舜与美国学者G•N•凯茨合写发表于1940年辅仁大学主办的第5期《华裔学志》上的《北京的恭王府及其花园》一文曾指出，“考略”是研究恭王府“极有见地”的文章。所以，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单士元先生“考略”一文论证出的观点始终是研究恭王府沿革的主流观点，它不但被中国建筑史界所公认，也被当今恭王府博物馆介绍恭王府历史时所采用，如今已成为恭王府博物馆管理人员、导游员和志愿者向成千上万社会人士介绍恭王府历史时的重要说点。由此不难看出，单士元当年撰写的“考略”作为对恭王府历史进行全面研究的第一篇文章，它在恭王府研究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堪称研究恭王府的开山之作。
现在，回顾单士元先生撰写“考略”的往事，不少人都知道它与曾先后连续26年任辅仁大学校长(头二年为副校长)的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有直接关系，但具体说法却颇不一致。陈垣校长与单士元撰写“考略”的实情究竟是怎样的呢？
1980年，陈垣校长百年诞辰，刊登在北师大编印的《回忆陈援庵师》一文说，辛亥革命后，溥伟侨居大连，恭王府空废，因借巨债，无力偿还，遂卖府以抵债，即后来的辅仁女校。1936年“在购买之初，援师和沈兼士师，约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和我，视察空府情况。当时援师嘱我作一文以考府之历史。稿成呈师，承援庵师亲加批改，复将恭王世系表改作，并将改作意见手书告我。文章改订精细，至今我仍珍藏。”
1990年，陈垣校长110周年诞辰，刊登在北师大编印的《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中单士元撰写的《回忆陈援庵老师》一文再次说，“1936年辅仁大学购置恭王府为女校，在接管府邸时，曾约请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余亦应邀其中，视察恭王府建筑情况。当日陈师曾委余写一考证文字，写竟呈师，承师改正多处。文末所列庆王恭王世系表，拉杂紊乱，眉目不清，陈师为改写一表，并告知所改之故，较余所写者眉目清晰，至为允当。自愧才疏，已感不安。而先生在所正表末，又以商榷语曰‘尊意以为如何’？捧读之下，何胜惶恐。先生道德文章，为世所重，对弟子撝谦若此。前辈学者风度，实为后世楷模”。
2000年，陈垣校长120周年诞辰，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邓瑞全编写的《陈垣年谱配图长编》出版，收入了1938年4月12日陈垣修改单士元所撰“考略”一文后写给单士元的那封信，内容如下：
大稿略读一过，精实详明，佩服佩服。略为改易，取便翻译，非有所掎摭也。略去小注数段，亦是此意，请细酌为幸。至于两王世系表，特为改造。
一、 凡无关本文考证之名皆略。
二、 补入同、光、宣三朝，以便比照。
三、 补入洵、涛，因洵、涛曾使外国，外人多识其名，涛又为辅仁旧校之房主。
四、 补入漪、澜及大阿哥，因漪、澜等为清末重要人物，亦名闻外国。
五、 补入伒、亻间因伒、亻间现为本校美术科主任及导师。
如此，则表不寂寞，而且更有关系矣。
从陈垣校长写给单士元的信及后来单士元的两次回忆文章可以看出，当年单士元之所以撰写“考略”一文，其起因是上个世纪30年代辅仁大学购买恭王府为校舍，府邸新主人接收府邸前对恭王府进行现场考察，为摸清府邸价值对其进行评估，从而决定考察府邸建造年代，所以才引起考证恭王府的历史。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考察恭王府之举是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与文学院院长沈兼士先生共同提议的，二人约请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还有单士元一起实施现场考察；考察时，陈垣校长当即指示单士元撰写考证府邸历史的文章。另外还可以看出，文章初稿完成，单士元曾将其呈送陈垣校长，陈校长修订后，将修订意见以书信形式逐条告知单士元。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单士元先生“考略”一文是辅仁大学接收恭王府前为估算府邸价值对府邸实施现场考察而撰写的，是当时历史学家与建筑学家共同操作的结果，但执笔人是单士元。
当年，陈垣校长为什么责令单士元为考察恭王府的执笔人呢?这要从单士元与陈垣校长多年的师生渊源说起——熟悉中国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史的人都知道，陈垣原籍是广东新会。自1913年开始，33岁的他定居北京，用10年的时间通读中国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从而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从1922年被北京大学聘为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兼明清史料整理委员会委员；从此他一面教书，一面整理史料。1924年底溥仪被逐出皇宫，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他被聘为常务委员，此后他在北京大学教书之余，参与清点清宫文物工作。也就是在这一年，单士元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在北大三院和北大红楼先后听陈垣讲史学课，成为陈垣门下弟子；后经陈垣介绍，到清室善后委员会任低级职工，成为陈垣指导下的工读生。
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陈垣任理事兼故宫图书馆馆长。此后，他除在北京大学继续指导学生学业，亦在故宫收集清宫旧藏，指导职工为文物贴签编号，登记文物。后来，单士元转调图书馆的文献部，在陈垣的指导下整理清宫档案，编印历史刊物。那时，中国只有“图书目录学”，没有“档案目录学”；单士元试将清代军机处档案诠释题名“档案词解”，经陈垣审正改为“档案释名”，并撰写了《档案释名发凡》长篇论文，经陈垣推荐，在1936年青岛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由以上所述情况可以看出，单士元自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随后进故宫任职工，到1929年在国学门学业期满，他与陈垣在北大是师生，在故宫是同事；其间，1926年陈垣始任辅仁大学校长，单士元在北大国学门学业未竟，二人既是师生，又是同事。延续到30年代中期，辅仁大学购买恭王府，为考察恭王府组成的小团队，其中，沈兼士先生虽任故宫文献馆馆长，熟悉清宫档案，但他与陈垣是平辈的朋友；而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是中国营造学社古建筑专家；只有单士元既熟悉清宫档案，又是陈垣校长晚辈学生，所以陈垣校长责成他考证恭王府历史沿革，这可以说是顺利成章的事情。
众所周知，陈垣校长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有一件关于他秉志难移的掌故，因为事涉恭王府的历史，在这里应该说一说。事情发生在1962年，时值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为举办纪念文化活动，曾有驻京记者往访陈垣校长，请其撰文谈当年辅仁大学购买恭王府之事。当时，离开恭王府已历10年之久时任北师大校长的陈垣携友人回恭王府旧地重游，游园联吟，而且兴致颇高。但涉及恭王府与曹雪芹《红楼梦》大观园故事，随侍人员虽几经提醒，想让他说几句流行的时髦语，但陈垣校长始终一言不发。本来就是，在此次纪念曹雪芹活动的25年前，陈垣校长不但指示单士元撰写“考略”一文，而且亲自批改，并给执笔的单士元写过信，与恭王府历史情结可谓深矣。另外，他任辅仁大学校长长达26年，其中后15年又购得恭王府为校舍，作为一校之长的他对恭王府的了解绝非一般社会人士可比。他这一次重返恭王府对有关府邸历史的闾巷传闻不置一词，对社会上非主流的诸多说法不予评论。其实，沉默既是态度也是观点，这正好告诉人们陈垣老校长治学的严谨与史德的高尚！
说到陈垣校长的治学与史德，另有一件与北京有关的历史事件也应该说一说。那是198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60周年，为征集院史信物，曾向他的传人征集一件有关故宫的历史文物——炸弹上的铜螺盖。这个炸弹铜螺盖的来源是这样的：1926年直奉联军与冯玉祥国民军交战，4月4日那天奉军飞机轰炸北京，在故宫南三所投掷了炸弹，身为故宫博物院理事的陈垣，随即招集故宫多名同仁到现场作证，当场拾起炸弹的铜螺盖一枚，于是写一“题记”，刻在拾到的铜螺盖上，曰：“丙寅寒食，有飞机掷炸弹于故宫南三所前，余与庄思缄、沈兼士、俞星枢、李玄伯、马叔平、胡文玉、吴稼农、吴景洲、李春圃诸君往观，拾铜螺盖、铁碎片各一，翌日植柏于其处，新会陈垣记”。
2005年，故宫博物院80周年院庆，笔者曾将上述“题记”写成条幅裱好送故宫宫廷部，与文物管理处梁主任谈起79年前这件往事，因为想到炸弹铜螺盖是铜的，所以打趣地说这个铜螺盖成了当年军阀破坏故宫亵渎文明的“铜证”；梁主任听后也凑趣地说，不是“铜证”是铁证，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如今，凡是提起民国时期军阀干的那些祸国殃民的坏事，人们都会被陈垣先生在故宫内植柏以证史刻铜以纪事——这种对历史负责任的做法所感动。
